到杜甫出生(公元712年)那年,杜家在鞏縣已居。福的辏氽∫苍撌亲约业牧,祖父、父親在外為官,應該不斷有薪水寄回。唐代官吏的俸祿不薄:正七品到從八品的官吏,歲俸糧80至62石,月料錢4100到2400文不等。此外,以唐時的授田規(guī)定,縱使八品,也賜田3頃(一般百姓,丁男給田畝100畝)。
杜甫幼年在鞏縣時,歷睿宗李旦至玄宗李隆基4年。中國歷朝都以農(nóng)為本,恒以米價的高低,代表一般物價和經(jīng)濟的榮枯。盛唐時的米價,雖不是定數(shù),每斗也不過一二十錢。太宗貞觀三四年間,一斗糧僅3錢至5錢,可謂"外戶不閉,行旅不赍糧"。到了肅宗(李亨)乾元二年,米價飆升至7000錢一斗,"民爭盜鑄,幣值大亂",已是民窮國弱的蕭條景象。代宗(李豫)元年,米價有所下跌,但一斗米也需千錢。
如此看來,在杜甫之前,杜家的俸祿還算不錯,當可從容多置地產(chǎn),那磚窯之前,想必還應該有院落,院子有兩三進也屬合情合理。布衣李家搬入后,尚蓋得起四合院,何況杜家呢?就算杜家世代清廉,也不會窮得只有獨獨一孔磚窯吧?
杜甫殘年寓居成都草屋時確實清寒,當其時潦倒的何止詩人一個,還有大批的寒士連帶著一個李唐王朝。杜甫幼年之時,國富民亦強,杜家上輩肯住在城門之外,當是圖清靜,或許棲居鄉(xiāng)野,正乃唐人之風雅哩。
如此自圓其說,也算是給自己找到了一個下來的臺階。
我還想再糾纏一個問題:多年前在一本老鄭州畫冊內(nèi),第一次看到了杜甫出生的那個窯洞。那本畫冊上的窯洞和今天的實地所見有相當?shù)某鋈耄铒@著的區(qū)別是照片上的券門一面不是青磚,而是裸露的黃土。此次在南瑤灣的所見證實了傅永魁所言,1962年修繕時,多添了一面磚砌的外墻。
不去追究當年該不該多添了那面墻,也不去計較該不該扒掉了老磚換上1962年的磚。假若杜甫故居今天依舊是老照片的樣子,門前的那口井也萬萬莫要回填,那兩棵棗樹還能夠結出紅紅的棗,窯洞幾十米開外的民房,不貼俗氣的白色瓷片,至少有些人會喜歡,多去看看。
讓人疑惑的是,1962年前后4次核定杜甫故里的所在地,得到的物證竟僅僅是幾塊大青磚,假若再多些物證豈不更有說服力。
不過,迄今為止,有關杜甫故里所在地問題,史學界并無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