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大師陳寅恪曾提到：“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 造極于趙宋之世。”提到宋代文化，尤其是文學，許多人腦海中首先出現的是宋詞。作為中國傳統(tǒng)文學的一種重要形式，詞早在唐代便伴隨著燕樂的盛行而產生了。因其合樂演唱的性質，最初被稱為曲子詞，又稱樂府、樂章、長短句、詩余、琴趣等。這種文體的顯著特點是每首作品都有一個調名，即人們通常所說的“詞牌”，比如《念奴嬌》《浣溪沙》《水調歌頭》等。詞牌決定了一首詞作的音樂特征與基本格式。國學大師王國維曾經有一段關于“一代文學”的著名論述，其中，詞被視為宋代文學的代表。的確，在古代文學的閬苑里，宋詞仿佛一座芬芳絢麗的園圃，以其姹紫嫣紅、千姿百態(tài)的風神與唐詩爭奇、與元曲斗艷，見證著中國文學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發(fā)展與繁榮。
作為趙宋之一代文學，詞的繁榮昌盛與北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首都東京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河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陳麗麗指出，詞這種文體早在中唐時期便開始流傳，敦煌藏經洞保存下來的文獻中就有不少曲子詞。到了晚唐五代，經過溫庭筠、韋莊、馮延巳、李煜等人的大力創(chuàng)作，詞體逐漸成熟起來。人們之所以提到詞便和宋代聯系起來，主要是因為這種文體在宋代達到了鼎盛。無論是從作家的角度，還是從作品主題、藝術風格等角度看，宋詞都極為引人注目，以至于后代詞人無不籠罩在它的光芒之下�？赡苡腥藭a生追問：從唐代一直到明清，直至當下，詞的創(chuàng)作并沒間斷，為什么在宋代達到了頂峰？究其原因，除了文體自身發(fā)展規(guī)律、統(tǒng)治階級倡導、社會文化背景等因素外，以東京汴梁為代表的宋代都市格局的發(fā)展演變以及都市娛樂經濟的高度發(fā)達，可以說是最重要的推動力量。
宋詞這種文體，從本源上說屬于音樂娛樂文學，與當今的流行歌曲比較類似，通常是人們在宴飲聚會、娛樂休閑時用于娛賓遣興的工具，因此詞的創(chuàng)作與傳播，與娛樂業(yè)，尤其是都市娛樂業(yè)的發(fā)展密不可分。宋代自公元960年建立后，逐漸結束了自唐代“安史之亂”200年來的混亂局勢，農業(yè)生產不斷增長，工商業(yè)相應得到了發(fā)展，城市經濟日趨繁榮。國都東京汴梁人口超過百萬，成為當時國際上最大、最繁華的都市。中國詞學學會副會長、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孫克強曾專門探討宋詞的繁榮與都市經濟繁榮之間的關系。孫克強明確指出，詞作為配合樂曲演唱的文學形式，與單純的書面文本不同，詞體在成熟之后相當一段時期主要靠歌妓的演唱實現傳播，詞體的興盛與否，不僅在于填寫歌詞的作者，更依賴演唱歌曲的歌妓，也就是說，歌妓的生存狀態(tài)以及她們演出的條件和環(huán)境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詞體興盛的基礎。詞體在經歷了晚唐五代的成熟發(fā)展后，在宋初反而相對比較沉寂，直至建國70年之后才走向繁盛，這一軌跡，與宋代城市的格局功能變化有著直接的關系，換言之，北宋城市格局功能的新變?yōu)楦杓说纳鏍顟B(tài)、演出條件帶來了極好的發(fā)展空間，進而為詞體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成為詞體創(chuàng)作、傳播繁盛的重要原因。
從中國古代城市演變史來看，宋代以前，不論大都市還是州縣城鎮(zhèn)，基本上皆實行坊市制度，即嚴格地將“坊”和“市”分離開來的制度。坊市制度的廢弛不僅開拓了商業(yè)活動的空間，還增加了商業(yè)經營和消費娛樂的時間。隨著宋代東京坊市制的逐步廢弛，坊墻紛紛破拆，坊門成了虛設，宵禁無法執(zhí)行，逐利的商人將經營時間擴展到夜晚，夜市應運而生。正如《東京夢華錄》中描述：“燈宵月夕，乞巧登高，教池游苑，舉目則青樓畫閣；繡戶珠簾，雕車競駐天街，寶馬爭馳御路，金翠耀目，羅綺飄香。新聲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調弦于茶坊酒肆。八荒爭湊，萬國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寰宇之異味，悉在庖廚。”
作為一國之都，東京自然是宋代精英人物的匯聚之地。無論是進京趕考的舉子，還是經歷科舉后躋身上層社會的官員，無不與這座都市發(fā)生著各種聯系：或是被其繁華富庶所吸引，或是得到了富貴與顯達，或是體驗了考場或官場的失意，或是經歷了一段纏綿悱惻的感情故事……文人士大夫們通常會把自己豐富的人生體驗用各種文體形式表達出來，因此，詞這種文體與東京這座都市，便產生了千絲萬縷的聯系。
柳永是詞史上第一位大力作詞的文人，在宋代詞壇的地位十分重要，時人流傳一句話：“凡有井水飲處，皆能歌柳詞。”也就是說凡是有人煙的地方，都在傳唱柳永的詞。這位福建武夷山下的才子，在20歲左右，一路北行來到東京，渴望通過科舉實現人生理想，然而卻屢屢不得志，直到仁宗景年間年逾50方才及第。柳永人生最重要的時光大多都定格在開封，在這30年的漫長歲月中，他“游東都南、北二巷，作新樂府，從俗，天下詠之，遂傳禁中”�？梢哉f柳永的一生，無論悲歡離合、榮辱得失，都與這座城市有著密切關系。其詞流傳至今212首，其中近2/3便產生于開封。在柳永筆下，這座代表著北宋氣象的都市曾多次被歌頌、被吟詠。比如：
玉金階舞舜干。朝野多歡。九衢三市風光麗，正萬家、急管繁弦。鳳樓臨綺陌，嘉氣非煙。雅俗熙熙物態(tài)妍。忍負芳年。笑筵歌席連昏晝，任旗亭、斗酒十千。賞心何處好，唯有尊前。
這首《看花回》，為我們展現了當時北宋首都東京的繁華富庶，以及流光溢彩、歡歌笑語的情景。孫克強認為，這首詞作在藝術方面并沒有什么特別高妙的地方，然而卻是一首具有特別意義的作品，因為它描寫了北宋國都的風貌，展現了城市發(fā)展的新時代，同時也昭示了中國傳統(tǒng)韻文——詞在宋初漸趨繁盛的原因。
北宋時期的開封，是一座發(fā)展迅猛、日新月異的城市，是一個繁榮的大都會。在這里，柳永盡情展示著自己的藝術才華，贏得無數喝彩乃至追捧，也因為離經叛道而經歷坎坷。在一千年之前的開封街頭，一位才子詞人，用他敏銳的觸角，感受著城市變化發(fā)展的新氣息，寫下了這首《看花回》。也許這首詞只是抒發(fā)他一時的愉悅之情，然而卻不經意間為后世記載了一座城市、一個時代的新變。
除了《看花回》外，柳永筆下多次出現對宋都的描繪，無論是《玉樓春·皇都今夕知何夕》《長相思·畫鼓喧街》中對上元佳節(jié)的記錄，還是《破陣樂·露花倒影》中對金明池競標的鋪陳以及《長壽樂·繁紅嫩翠》等眾多艷情詞中對勾欄瓦肆、歌樓妓館生活的刻畫，無不給我們展現出北宋東京歌舞升平的盛世風貌，其中尤以《破陣樂·露華倒影》最為典型。北宋的金明池，又稱西池或天池，在東京順天門外道北，與瓊林苑南北相對，為東京四大園林之一。每年三月初一至四月初八，金明池舉行水戲表演和龍舟爭標，是都城最熱鬧的盛事之一。柳詞中的“靈沼”“金柳”“龍舟”“虹橋”、“雁齒”“水殿”“曼衍魚龍戲”“鳳輩辰游”“開鎬宴”“競奪錦標”等，皆為寫實之筆，在張擇端的《金明池爭標圖》、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以及當時的官私文獻中亦可得到印證。
除柳永外，北宋的著名詞人幾乎都與開封有著或多或少的聯系。周邦彥是宋代詞壇上的又一位大腕兒，被稱為北宋詞的集大成者。宋神宗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這位23歲的后生辭別家鄉(xiāng)臨安，以布衣西上，游京師，入太學，有雋聲。元豐六年(公元1083年)七月，在太學讀書的周邦彥“獻《汴都賦》萬余言，神宗異之，命侍臣讀于邇英閣，自太學諸生一命為正。居五歲，益盡力于辭章”。太學時期的周邦彥，疏雋少檢，浪漫不羈，以至于后世文人附會演繹出他與李師師的浪漫故事。這一時期寓居東京的周邦彥，一方面沉溺于歌樓楚館，留下了《少年游·并刀如水》《一落索·眉共春山爭秀》《虞關人·金閨平咕春云暖》等言情之作；另外也寫下《浣溪沙·樓上晴天碧四垂》《一落索·杜宇思歸聲苦》等羈旅行役之詞，真實記錄了自己久客京華、仕途偃蹇的生活和情緒。到了徽宗年間，這位愛好文藝的皇帝對曲子詞極感興趣，特地設置了大晟樂府，周邦彥曾被招致其中短暫任職，屢屢被后代詞論家們所言及。
談到宋代詞史，女詞人李清照是不能回避的一位。這位才情、胸襟不讓須眉的詞壇女杰，雖然祖籍濟南，但卻與東京開封有著深厚情緣。李清照的童年和少女時期是在開封度過的，與趙明誠結婚后，也有6年的時光生活在開封。易安詞現存40余首，分為南渡前和南渡后。早期的詞作不少帶有帝都色彩，比如《怨王孫·帝里春晚》，開篇就清楚地表明是京城開封。這首詞是李清照新婚后不久所作，寫女主人公暮春黃昏在汴京一處深院樓上懷遠，寒食節(jié)夜晚離愁難遣之情，愁濃語淡，言有盡而意無窮。南渡后，晚景凄涼的李清照更是時常追憶東京的歡樂時光，其后期代表詞作《永遇樂·落日熔金》中，這種眷戀情感表現得更加淋漓盡致：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處？染柳煙濃，吹梅笛怨，春意知幾許！元宵佳節(jié)，融和天氣，次第豈無風雨？來相召、香車寶馬，謝他酒朋詩侶。 中州盛日，閨門多暇，記得偏重三五。鋪翠冠兒，捻金雪柳，簇帶爭濟楚。如今憔悴，風鬟霜鬢，怕見夜間出去。不如向、簾兒底下，聽人笑語。
這首詞上闋寫臨安城里盛極一時的元宵景色，自己卻無心去觀賞；下闋筆鋒一轉，回憶當年東京元宵盛況，歷歷如在眼前。往日的故都盛景與今日的憔悴哀傷形成極其鮮明強烈的對比。
隨著李清照為代表的南渡詞人的謝世，詞壇進入到了南宋中興階段。北宋都城東京已經不再是詞人們步履所至之地，而成為他們心中的一個眷戀，一個追憶。然而，北宋時期隨著都市娛樂文化而興盛起來的曲子詞，卻依然綻放著無比絢爛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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