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神宗時期，北宋經歷了中國歷史上的一次大的變革。在王安石的輔佐下宋神宗開始了自上而下的大改革。變法成為當時最為敏感和流行的話題，很大一批人參與進來，但是后來的歷史檢驗證明，很多的人是為了撈取政治資本而進行政治投機的。但是，也有很多的人確實是為了國家社稷，總是為了新法的實施而不惜犧牲自己。其中有兩個人物王安一直是極為信任的，一個是呂惠卿，而另一個就是曾布。
曾布（1036---1107年），字子宣，是宋時的南豐人，他的異母的兄長曾固鞏是“唐代八大家”之一。曾布在13歲時隨他的父親因為疾病醫(yī)治無效而去世，后來的生活和學習都依靠自己的長兄曾鞏。嘉佑二年（1057年）曾布與兄曾鞏同登進士，初任宣州司戶參軍、懷仁縣令。熙寧二年（1069年）到開封，由知府韓維聘為開封府檢校庫監(jiān)庫，經韓維、王安石推薦，上書言政。深得宋神宗賞識，命為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加集賢校理，判司農寺，檢正中書五房公事。與呂惠卿共同參與制定青苗、助役、保甲、農田之法，成為王安石的重要助手之一。熙寧三年，河北安撫使韓琦上疏極力反對青苗法。曾布據理力爭，駁斥了反對派的種種不實說法，使該法繼續(xù)推行。王安說：“新法初行，議論紛紛，唯獨惠卿與布始終堅定不移，其他人都反復無常”。不久，曾布升為興修起居住、知制誥、翰林學士兼三司使。
曾布不僅在變法方面顯示了自己的才能，而且在國家律令和刑法方面也有自己的見解。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年），曾布上書朝廷，建議修改刑統。他認為“刑統名（例）義理多所未安”，建議刪去刑統疏議中一些“繁長鄙俚及今所不行”的規(guī)定，并指出疏議的“乖 錯”之處有100條之多。但是曾布的建議未被采納，他寫的意見也未流傳下來，但從《宋史·刑法志》可以看出他的一些見解。
中國古代法典，自秦、漢而下，對強盜、竊盜以及官吏的貪污、受賄、侵占等罪，都是根據贓物的多少定罪量刑，叫做“以臟論罪”。曾布認為這種辦法不合理，“盜情有輕重，臟有多少，今以臟論罪，則劫貧家，情雖重而以臟少減免；劫富室，情雖輕而以臟重論死，是盜之生系于主之貧富也”。他主張定罪量刑時應全面考慮犯罪的各種情節(jié)，如犯罪使用的工具、手段等。他任宰相時曾實行這種辦法，后來又被廢，但是他這樣考慮犯罪全過程的想法從今天看來還是有進步性的。
曾布主張恢復肉刑。他說：“先王制定刑罰，并不是不以仁為本的，但是有斷肢體，刻肌膚，以至于殺戮，也是非常不得已的”。他非難漢文帝肉刑和后世以流刑代替肉刑的辦法，認為這種辦法“沒有體現先王的流放的含義，而且又失輕重之差”。他說：“古者鄉(xiāng)田同井，人皆安土重遷，流之遠方，無所資給，徒隸困辱，以至終身”，因此流刑的威懾作用大；“近世之民，輕去鄉(xiāng)民，輕去鄉(xiāng)井，轉徒四方，固不為患”，加上罪犯在流放地勞役1年后就可以得到當地一般人的待遇，因此這時流刑比古時要輕得多。至于徒刑，由于宋代實行折杖法（即以杖代徒），同古時的鞭撲刑差不多，也變的很輕。他認為，“刑輕不能止惡”，犯罪的人越來越多，最終還是要依靠殺人來辦罪，結果成了“欲輕而反重”；當時死刑條款太多，如果有肉刑，就可以用來處理依法應處死刑而情有可原的犯罪，如軍士開小差應斬，賊盜的贓物滿一定限額應絞等，這樣便可減少死刑的數目。
熙寧七年（1074年），守舊派大力反對市易法，宋神宗迫于皇室、外戚等的壓力，令曾布進行追究調查。曾布將開封府主管市易的判官呂嘉問多收利息以圖獎賞，認為市易法是“挾官府而事兼并之事”陳述于廷。呂惠卿、王安石認為曾布有意阻撓市易法推行，將曾布貶知饒州、再知潭州（今長沙）、廣州、桂州、秦州（今天水）、陳州（今淮陽）、蔡州（今汝南）、慶州（今慶陽）。元豐末（1085年），復為翰林學士、戶部尚書。
元佑元年（1086年），司馬光任宰相后，開始向變法派進行攻擊，并借機命令曾布改革役法，曾布拒絕，結果又被外調。
宋哲宗親政后，決心繼承先帝的遺志，進行變法，這樣原先堅持變法的大臣得到了起用。紹圣元年（1094年）四月，曾布被召回任翰林學士、知造誥，升翰林學士承旨。同年六月，升同知樞密院事；紹圣四年又升樞密院事，成為最高執(zhí)政官，僅次于宰相章
河南省旅游資訊有限公司 主辦
河南省多緯網絡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技術支持及獨家負責媒體運營
網絡視聽許可證1609403號 豫ICP證號：B2-20040057 豫ICP備09015463號-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