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吳主孫權(quán)晚年猜忌心益盛，任命中書郎呂壹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加強(qiáng)對東吳官員的監(jiān)督。呂壹因此作威作福，排陷無辜，毀短大臣，報復(fù)有仇有怨者，群臣畏之如虎，唯恐避之不及。一日，呂壹誣告江夏太守刁嘉誹謗國政，還列舉了數(shù)名證人。孫權(quán)大怒，立即逮捕刁嘉勘問，并訊問證人證詞。證人們畏懼呂壹，都招供聽到了刁嘉誹謗之言，只有侍中是儀說沒聽到。孫權(quán)又逮捕是儀，日夜連審，拷掠備至。是儀幾昏幾死，只有一句話：“今天刀鋸已架在臣的脖頸上，臣何敢為刁嘉隱諱，自取夷滅，為不忠之鬼!”始終據(jù)實(shí)回答，不改供詞。孫權(quán)發(fā)現(xiàn)是儀是奉行大義的君子，于是將其釋放并提拔為尚書仆射，還請他做了愛子魯王孫霸的師傅;刁嘉也因此免禍。
不編造謊言誣陷好人，是做人的最基本道德。受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熏陶影響，除極個別奸佞小人，絕大多數(shù)國人是具備這種道德的。但當(dāng)“死亡”與“說謊”二者必選其一的時候，說一句誣陷別人的謊言就可以不死，甚至可以得到富貴，不說謊話就要死，恐怕很多人都會難以取舍。誰不珍愛生命呢!誰不恐懼死亡呢!誰不向往富貴呢!因此，面對死亡仍然奉行大義，不違背道德良心說謊陷害人，才是真正的君子。孟子說：“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他認(rèn)為義比生命還重要。是儀寧死不說謊陷害刁嘉，可以稱為義的典范;孫權(quán)能夠洞察是儀的可貴之處并予以重用，也不失為一代明君。
《資治通鑒》輯錄是儀這類“寧死不誣人”的義士寥寥無幾，因?yàn)檫@種人本來就極少。少而珍貴，他們的高風(fēng)亮節(jié)，使人心悅誠服，萬代景仰。
公元578年6月，雄才大略的北周武帝宇文邕(yōng)統(tǒng)一北方后病死軍中，托孤于宗師宇文孝伯，太子宇文赟(yūn)即位，是為宣帝。當(dāng)時北周朝政控制在宇文邕之弟、宇文赟叔父、齊王宇文憲手中，宇文赟即位后要?dú)⒂钗膽棅Z回朝政，于是拉攏宇文孝伯：“公能為朕圖齊王，當(dāng)以其官相授。”宇文孝伯叩頭道：“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之叔，功高德茂，社稷重臣。陛下若無故害之，臣又順旨曲從，則臣為不忠之臣，陛下為不孝之子矣。”宇文赟將他驅(qū)逐而出，遂誣以謀反罪殺了宇文憲，接著召見宇文孝伯斥責(zé)：“你知齊王謀反，為何不言?”宇文孝伯凜然對曰：“臣知齊王忠于社稷，不會謀反，所以不言。且先帝囑咐微臣，唯令輔導(dǎo)陛下，沒讓臣捏造謊言誣陷齊王。”宇文赟無話可說，遂將宇文孝伯“賜死于家”。宇文孝伯面對高官的誘惑和死亡的威脅，寧死未說一句陷害齊王的謊言，古今義士誰能超越他呢?
在這件冤案中，與宇文孝伯相映生輝的是宇文憲的參軍李綱。宇文赟將害宇文憲，召集他的僚屬證成其罪，只有李綱未說一句謊言陷害。齊王死后，故吏皆散，只有李綱撫棺號慟，戴孝安葬，哭拜而去。齊王留一幼女，李綱贍恤成人;李綱去世，此女披發(fā)號哭，如喪親父。
不說謊誣陷活人已經(jīng)不易，不說謊誣陷死人就更難了，這確實(shí)需要坦蕩無私的胸懷。公元572年5月，北齊尚書右仆射祖珽為陷害丞相斛律光，編造童謠：“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為一斛，斛律光字明月)”，隱喻斛律光篡逆謀反。北齊后主高緯以謀反罪殺了斛律光，但毫無證據(jù)。為向天下人交代，祖珽令二千石郎邢祖信抄檢斛律光家，希望他說謊拼湊些證據(jù)。抄檢歸來，祖珽逼問：“所得何物?”邢祖信據(jù)實(shí)回答：“弓十五，刀七，宴會比賽射藝用箭百，御賜矟(矛)一。”祖珽又厲聲問：“更得何物?”邢祖信仍據(jù)實(shí)回答：“棗杖二十束，奴仆與人斗者，不問曲直，即杖之一百。”祖珽失望，只好說：“朝廷已加重刑，你要為他雪冤嗎?”家人友人皆責(zé)怪邢祖信太剛直，恐怕惹禍上身，他卻慨然曰：“賢宰相尚死，我何惜余生!”他對死人也是不肯說一句謊言陷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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