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高人雅士的意識深處,菊花是人格的象征,他們將自身的價值取向投射到菊花上。在吟詠菊花的過程中,體驗和感悟著人生。這種獨特的思想和行為方式,構成了中國式的人文精神。
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殉道者的信仰
在中國歷代進步文人的身上,存在著一種特立獨行的品質,守死善道的精神。它的產(chǎn)生,同中國文化的大傳統(tǒng)有關。這種品質首先表現(xiàn)在堅持真理,不從惡、不同俗的行為方式上。與這種氣質品性相比較,菊花也具有類似的稟賦。菊花獨榮于秋天,不與百花爭喧,自開致謝,花蒂始終長于枝上而不凋,鐵骨霜姿,高潔雋逸。因此,人們常把菊花比作立身剛正,不趨炎附勢的君子。而這樣做的第一人,則首推屈原。
屈原生當戰(zhàn)國末世,作為楚國的三閭大夫,懷抱經(jīng)世之才。他“明于治亂,嫻于辭令”,不忍目睹江河日下、土地日侵月削的現(xiàn)狀,欲推行其賢人政治以救國難,卻遭到令尹子蘭等當權派的嫉恨,遭到流放。當時有人勸他同流合污以免禍,但他終不愿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塵垢”,以“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自命其品質高潔,最后投汨羅江而死,成為中國封建時代為追求信仰而死的第一人。
屈原這種“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行為方式,對后世文人產(chǎn)生了一定影響,晉竹林七賢中的阮籍、嵇康,明知與司馬氏黑暗政治對抗不會有好結果,卻仍然在所不惜,便可看作是此種精神的延續(xù)。至于明朝的方孝孺、清代的海瑞,公然與強權對抗,則更是此種精神的體現(xiàn)。
當然,屈原對后代文人的最大影響,恐怕是一種精神的感召。人們敬仰屈原的為人和品德,同時也接受了他的愛好。從此菊花成一種崇高氣節(jié)的象征,成為人吟詠不盡的對象。李白就以“手持一枝菊,調(diào)笑二千石”來表達他糞土王侯、傲視權貴的思想。同為唐人的吳履壘所作的《菊花》詩,則更代表了志士的一種精神追求:“粲粲黃金裙,亭亭白玉膚”,說明美德與生俱來;“極知時好異,似與歲寒俱。墮地良不忍,抱枝寧自枯”,則表達出賢才雖不遇于時,卻不愿和光同塵,寧可以身殉道的高尚情操。
和以上這些仁人志士相比,另有一類人物則可稱為文化殉道者。他們往往生于滄桑巨變,文化命脈轉移之時代,其安身立命之文化傳統(tǒng)已面臨時代風波的巨大沖擊,然而他們并不愿放棄自己的理想以趨時,便用以身殉道的方式作為心靈歸宿。近代學人王國維常被看作此類人物的代表。
王國維學問淵博,兼通中西,是著名的國學大師,可惜生于風雨飄搖之時代,其所認同和安頓精神的傳統(tǒng)文化理想已如明日黃花,漸行漸遠。偏偏他又是一個清醒之人,深知時代之變化不可逆轉,遂選擇以生命來擁抱自己的理想。陳寅恪說:凡一種文化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xiàn)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迨非出于自殺無以求一已之心安義盡也。
這段話,即是對王國維悲劇的一種解釋,也反映出處于時代裂變時期一批文化殉道者的普遍心聲。文化殉道者的悲壯,恐怕更甚于理想的追求者。畢竟,理想的追求者是不乏同道,不乏知音的。
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文人的傲骨
在中國進步文人身上的那種特立獨行的品質首先表現(xiàn)為不從惡、不俗,堅持理想等方面,它的另一種表現(xiàn)則體現(xiàn)在不與缺少誠意的統(tǒng)治階級合作的傲骨上。這種行為不同于直面的對抗,而是在面對功名利祿的誘惑時,能堅持自己的信念和行為方式。
歷史上的伯夷就是具有這種精神的人。孟子稱他為“圣人中的清高者”。據(jù)孟子說:“伯夷眼睛不看丑惡的事物,耳朵不聽不好的聲音。不是他理想的君主,不去侍奉;不是他理想的百姓,不去使喚。天下太平,就出來做事;天下混亂,就退居田野。施行暴政的國家,住有暴民的地方,他都不愿意去居住。他認為和不好的人相處,就好像穿戴著禮服禮帽坐在污泥炭灰之中一樣。當商紂的時候,他住在北海海邊,等待天下的清平。所以聽到伯夷的風節(jié),貪婪的人都變得廉潔起來,懦弱的人也都有了獨立不屈的意志。”
這種精神,與開于山村草澤的野菊之品格,有著某種對應關系。野菊不求聞達,卻又無處不在,具有頑強的生命力。文人便借物詠志,通過吟詠菊花,來表達自己的愛好。元人赫經(jīng)《野菊》詩云:“安得老瓦盆,對坐澆古月”,表達出不愿為統(tǒng)治階級所豢養(yǎng),寧做一個心靈自由人的人生理想。明人陳憲章的《白菊詩》,則通過鮮明的形象贊頌了這種追求的崇高:“白菊偏宜素發(fā),青山只對蒼顏。咽罷秋香滿腹,風吹不到長安。”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回歸自然,物我無間
和積極入世的精神相反,中國古代也有一種消極避世的隱居思想,其主體即為隱士。中國隱士的出現(xiàn)很早,而把隱士思想發(fā)揚光大的第一人,當推莊子。
莊子生活貧困,窮得有時揭不開鍋,不得不向監(jiān)河侯借粟,但他卻不愿為官,屢辭富貴捷徑。他寧愿作一個雖無用卻也不為外物所傷的人,以盡其天年。因此莊子的思想,對中國隱士思想的形成起了巨大的作用。
一些名人如漢朝的張良和三國時的諸葛亮,在成名前后都曾做過隱士,而東漢的嚴子陵則是千古隱士之代表。
嚴子陵少年時代曾與漢光武帝劉秀同學。劉秀做了皇帝以后,非常懷念這位同學,到處查訪,希望他出來做官。但他卻不愿做官,反披羊裘,垂釣于富春江上。嚴子陵的思想,其實和莊周是一脈相承的,“汝治天下,天下既已治矣……”天下已經(jīng)安定,就更不必為富貴而做官了。這種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不小,范文正公《嚴先生祠堂》云:“云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足見仰慕之深。
魏晉時期隱士思想與理論有了進一步的發(fā)展,這時的隱士,已經(jīng)完全沒有了早期隱士反抗現(xiàn)實、潔身自好的精神,反而成為統(tǒng)治階級的某種點綴。而且他們身在朝廷,卻標榜不以俗物累其心,對社會缺少責任感。隨著隱逸風氣的廣受欣賞,隱成為一種社會時尚。
在中國歷史上,作為隱士的陶淵明,受到了眾多人的喜愛,原因就在于他的身上,寄寓了中國文化關于“隱”的理想精神。既有道家返璞歸真,追求自由的理想,又有儒家樂天知命、固窮手拙的精神。
(文章來源出自最開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