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弘忍禪師將衣缽傳給慧能、禪法南傳后，中國禪宗逐漸形成北宗禪、南宗禪兩大派系。兩大派開始相安無事，在各自區(qū)域各自弘揚“東山之法”，后因傳法理念、方式的不同，相互貶斥、攻擊，幾乎勢不兩立。 北宗禪以神秀為首，他名震兩京，弟子如云，死后由兩大弟子普寂和義福，傳其禪法。
南宗禪由慧能扛鼎，他獻法衣于朝廷獲得好名聲，漸能與北宗禪抗衡。慧能死后，其弟子法海、志誠、法達、智常等赴各地傳法，尤其是神會，單槍匹馬殺入中原，在南北禪論辯中占盡上風，最終確立其一代祖師的地位。
神會是湖北襄陽人，俗姓高，生于唐文明元年（公元684年）。少年時，神會即從師學習儒家五經(jīng)，后又學《道德經(jīng)》《莊子》。在讀《后漢書》時，他才知道佛，并很快對佛教產(chǎn)生濃厚的興趣，于是果斷拋棄以前的“仕進之意”，到本府國昌寺拜顯元法師出家。后來，聽說曹溪慧能禪師盛揚禪法，學者駿奔，又不辭勞苦，長途跋涉，投到慧能門下參學。
神會在慧能禪師處學法受益匪淺，并深為南宗禪的禪法所折服，決心弘揚其法，發(fā)揚光大。開元八年（公元720年），神會奉敕住南陽龍興寺，他開始向僧眾宣講南宗禪。但在當時的北方，神秀的大弟子普寂和義福仍受朝廷的支持和民間的尊崇，影響很大，神秀被尊為六祖，普寂被尊為七祖，神會的宣講如石沉大海，無人響應。
在這種情勢下，神會決定站出來大干一場。開元廿二年（公元734年），神會在滑臺（今河南滑縣東）大云寺舉行了無遮大會，會上，他先聲奪人，樹立慧能的南宗；旗幟鮮明，貶斥神秀的北宗，參加大會的僧尼道俗無不感到耳目一新。神會因此漸有名氣，天寶四年（公元745年），應兵部侍郎宋鼎等人之邀，神會來到洛陽，住進荷澤寺，繼續(xù)“大行禪法，聲采發(fā)揮”，開過幾次定宗旨、辨是非的大會，頗有成效，南宗在北方的影響越來越大。
此時，北宗神秀的兩大弟子義福與普寂已先后去世，北宗后繼之人，幾乎無人出來與神會抗辯，但北宗的勢力仍在，神會在洛陽的傳法一波三折。先是御史盧奕將神會告到唐玄宗處，言神會在洛陽聚眾，圖謀不軌，已居洛陽傳法8年的神會被趕出洛陽，貶到弋陽郡（今河南潢川）；繼而又被令遷往武當郡（今湖北均縣）；后來，被遷移至襄州（今湖 北襄陽）；最后，被遷到荊州開元寺。
正當神會為抱負難以實現(xiàn)而痛心疾首之時，一個驚天動地的大事件改變了大唐帝國，也改變了神會的命運。那就是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亂。
在朝廷平叛的戰(zhàn)爭中，軍餉籌集十分困難。神會聞訊北上，在洛陽附近到處奔走，為唐軍籌集糧餉。有幾次，他因陋就簡召開無遮大會，勸募軍需，鼓舞士氣民心，還直接設置戒壇度僧。一時間，捐款者有之，捐糧者有之，施以玉釵女紅者有之，很快，竟有一萬多人捐出大筆香油錢。由于他對朝廷平叛有功，唐肅宗李亨詔他入內(nèi)供奉，又為他“造禪宇于荷澤寺”。在東都洛陽，唐嗣虢王李巨更是對他鼎力支持，他的一切弘法活動暢通無阻。
神會居荷澤寺不懈弘揚南宗，且自成體系，于是，人們稱他所傳的南宗為“荷澤宗”。至德三年（公元758年），由于神會的影響，郭子儀出面奏請皇帝為達摩祖師立塔。
這年的五月十三日，神會于荊州“開元寺奄然坐化”，“享年七十有五”。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十一月十五日，李巨“迎尊顏于龍門”而下葬，其門徒建塔于龍門寶應寺。1983年12月，在洛陽龍門西山唐寶應寺遺址，出土了由神會門人比丘慧撰寫的《大唐東都荷澤寺歿故第七祖國師大德于龍門寶應寺龍崗腹建身塔銘并序》的石刻。大歷七年（公元772年），唐代宗敕塔號為“般若大師之塔”；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唐德宗敕皇太子召眾禪師，定禪門宗旨，立神會禪師為禪宗第七祖，德宗御撰《七祖文》頒行天下。
發(fā)生在唐朝的南北禪之爭最終由神會取勝。其實，北宗與南宗的主要宗旨、理論大體一致，區(qū)別在于用以“安心”的方法，有“南頓北漸”之異。北宗修行時，大眾端坐，凈心念一“佛”字，追究“心是什么”；南宗則強調(diào)一入門“頓見佛性”，不拘于坐禪的形式，而是把禪貫徹于全部生活中。不論北宗南宗都是禪宗，因為它適合士大夫的口味和思辨心態(tài)，在中國的傳播一花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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