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豫西諸縣刀客滋擾,匪焰甚熾。其桿子之多、類型之雜、為禍之廣,涉及社會、政治、經(jīng)濟、軍事、文化各層面,再現(xiàn)豫西匪患即可真實再現(xiàn)豫西大動亂、大饑荒、大災難。
民間的相互仇殺,在豫西被稱為“打孽”:張三之父被李四殺了,張三必將復仇,接下來,李四會組織人馬去殺掉張三的全家。如此殺來殺去,造成仇恨疊加,并由此產(chǎn)生一批“打孽手”(職業(yè)殺手或打手)。他們收人錢財,替人消災,專為雇主報仇雪恨。
1 從晚清到民國時期,“打孽”出現(xiàn)四大變化
民國時期,豫西的社會痼疾是“軍匪橫行,軍匪不分”,民間已呈現(xiàn)“山大王社會”特征——今天拉桿子、擴隊伍,今天便是山大王。一旦有槍,就能在部隊當個連長或營長。若覺得在部隊受約束,不痛快,還可重返綠林,拉桿為匪。
這可害苦了百姓。在軍匪的輪番搜刮下,鄉(xiāng)民日漸窮困、流離失所,走投無路時,只好鋌而走險,轉(zhuǎn)而為匪,操刀殺人,再去欺壓別人,如此惡性循環(huán),促成豫西互相仇殺的惡風,使原本純樸的鄉(xiāng)民變得好逞兇斗狠,這是刀客滋生的重要原因。
據(jù)《洛陽縣志》記載,清朝晚期已出現(xiàn)“打孽”現(xiàn)象,伊河南岸一帶,兩個敵對村寨之間,兩大敵對家族之間,經(jīng)常發(fā)生械斗,冤冤相報,被稱為“打孽”。不過那時的“打孽”不搞偷襲與暗算,而是公開地進行,雙方約定好時間地點,都不雇打手。
民國時期,軍閥漸多,軍閥之間常有戰(zhàn)爭,每一次戰(zhàn)爭過后,農(nóng)民都能從潰兵手中得到槍支,甚至在家門口施舍幾碗飯,就能得到步槍與子彈。農(nóng)民慣見戰(zhàn)亂與兵匪,膽子越來越大,頭腦越來越活,為搞到槍不擇手段。偃師夾河灘一農(nóng)民在玉米地里鋤地時,看見有部隊經(jīng)過,其中一個士兵內(nèi)急,鉆進玉米地拉屎,順手把步槍放在一邊,這個農(nóng)民悄悄靠近,拿了槍就跑。
偷槍的都是窮人,富戶大都去買槍。槍很便宜,從洋行里買,每支10元,從潰兵手里買,每支2元,或者給逃兵衣裳穿,讓他換掉軍裝,化裝成農(nóng)民逃走,槍就留下了。當時,豫西一個20萬人口的小縣,就有上萬支私槍。有資料表明,1930年,臨汝縣民間私槍達8萬支。
民間槍支泛濫,使“打孽”出現(xiàn)四大變化:第一,從原來的公開械斗變?yōu)榘禋ⅲ瑥氖孪燃s定變?yōu)橥蝗灰u擊;第二,參加“打孽”的集體減少,由原來兩大陣營對打,變?yōu)橛呻p方雇用各自的“打孽手”代勞;第三,“打孽”的后果越來越嚴重,幾乎每次都要死人;第四,社會上產(chǎn)生一大批“打孽手”,即職業(yè)殺手或打手。
洛陽縣李村(今屬伊濱區(qū))曾出現(xiàn)這樣一幕:一天,村民們正在街頭乘涼,一名男子走了過來,猛不丁掏出一把槍,對著一個中年男子的腦袋開了一槍,中槍者立即死了。這槍手一舉成名,花重金雇他的人甚多——原來,他是一名“打孽手”,12歲就干這一行了。
2 渴飲仇人血:董世武“打孽”豫西聞名
出生于伊陽縣(今汝陽縣)蟒莊村的王凌云,后來成為國民黨陸軍中將。他年輕的時候曾跟著王建昭在豫西剿匪,對豫西民風非常了解,他后來寫文章回憶說:“正是因為北洋軍閥張敬堯、吳佩孚以及胡景翼、憨玉琨等幾次在豫西混戰(zhàn),遺留在豫西的槍支很多,又因為當兵的多,當匪的亦多,大多數(shù)人都有槍,也大都會打槍,人人好逞兇斗狠。他們有為了爭奪鄉(xiāng)長、保長職位,為了不受壓迫,為了女色,為了報世仇等,秘密拿錢收買‘打孽手’,講好條件,把對方打死的,也有為子孫、為先輩、為丈夫報仇,親手打死仇人的,這種‘打孽’惡風真是駭人聽聞!”
可以看出,越到后來,雇人“打孽”的現(xiàn)象越多;▊z錢,殺個人,既把仇人殺了,雙手又不沾血,還能回歸自己原來的社會角色繼續(xù)生活,似乎很劃算。但若遇到父母兄弟被殺,仇恨不可排解,往往要親自報仇,這也叫“打孽”,或稱“打苦孽”與“打孽苦”。在這方面,最典型的是永寧縣(今洛寧縣)的董世武和嵩縣(今屬伊川縣)黃兌村的郭紹緒。
董家世居下峪鎮(zhèn)磚嶼村,有地約百畝,是富戶。一日,董世武的父親去趕集,歸途中被土匪馮老七綁票,說票人(中間人)沒有經(jīng)驗,就贖金與土匪討價還價,失言沖撞了土匪,土匪惱了,立即撕票,尸體沒有下落。馮老七擔心被報復,開始追殺董世武。
董被迫出走,決定去當兵。他夜間沿洛河行走,擔心有人追殺自己,就不住旅店,摸黑進一村莊,見一小院尚有燈光,遂推門而入,見一老者坐在床上看書。董請求夜宿,并以實相告,老者表示同情,說:“你想到城里當兵,但當兵要找保人,你在城里沒熟人,恐怕不成。”
董說:“那么我去當?shù)犊停?rdquo;老者說:“生逢亂世,當?shù)犊蜎]啥丟人的,但也須存?zhèn)好心腸,你手里有了槍后,要干啥?”董答:“殺富濟貧,為父報仇!”老者盯著董世武看了看,說:“這樣吧,洛河南岸有一個桿子,大駕桿是我的學生,名叫孫金貴。我修書一封,你帶給他,這事便能成。”
董世武便投了孫金貴的桿子,這桿子有100多名土匪,常在縣東部活動。董勤快能干,很快便贏得了孫的信任。一日,附近桿首在崇陽溝碰桿(匪首聚會),馮老七也來了,孫把幾個桿首叫到另一間屋子內(nèi),說:“進屋的都是自己人,煩勞各位拿主意,董世武有仇未報,他爹被馮老七撕票,今日他有了為父報仇的機會,各位說他的仇應當報否?”大家都說:“絕無不報之理!”
于是,董綁住馮老七,令手下把仇人拉到下峪集市上。他大聲叫牌子(亮明身份)道:“我是磚嶼村的董世武!馮老七是我的殺父仇人!今日我為父報仇,與別人無關(guān)。各位叔伯大娘不要驚慌!”說完,他在眾目睽睽之下破開馮老七的肚子,并就勢伏在馮老七冒血的傷口上吮吸其鮮血,品咂有聲,眾人大駭。他又砍下馮老七的頭,帶匪眾揚長而去。
3 有仇必報:“打孽”觀念被鄉(xiāng)民普遍認同
山大溝深,鄉(xiāng)民法制觀念淡薄,遇大事都靠武力解決,這是豫西民風一大特點。民國初年,嵩縣東區(qū)黃兌村出過一個響當當?shù)娜宋锕B緒。他之所以投軍,正是因為當年一樁著名的“打孽”案。
話說黃兌村的村長郭燦,因派差得罪了同族大地主郭某,郭某雇“打孽手”槍殺郭燦一家。郭燦的兒子早死,遺一孫,名紹緒,才12歲,當日因去舅舅家才躲過此劫。小紹緒聞訊迅速逃走,投奔鎮(zhèn)嵩軍當了小勤務兵。
事過六七年,郭紹緒長大成人,在軍中有一個把兄弟,兩個人帶著兩把手槍,于1921年冬夜?jié)摶攸S兌村,把大地主郭某家四口人全部打死。事后,他來到街上叫牌子:“我是郭紹緒!是回來為我爺報仇的!我殺的是仇人!與村中老少爺們兒無關(guān)!”這樣一喊,官民皆不過問此事,他大搖大擺地走了。(見王凌云《豫西舊社會軍匪橫行的概況》)
由此可見,當時“打孽”已被大家認同,有仇不報非君子,有孽不報非男兒。上面的這個例子很典型:同村打孽,同姓打孽,同族打孽,互相仇殺,決不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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