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主考 殿試開先
宋初科考，大體沿襲唐制，有州府試（即解試，在秋天舉行，故又稱“秋闈”）、禮部試（即省試，在春天舉行，故又稱“春闈”）兩級，設有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經、明法等科，以進士科為最重，后又有新科增設，多有變化。
開寶六年（973年），宋太祖在講武殿命題復試，并親自主考。通過省試的舉人們，這一次面臨的是皇上篩選，“自茲殿試遂為常式”，科考也由原來的兩級而升格為三級，殿試乃最高一級。殿試之開，北宋皇帝達到了親自選拔人才，同時也掌控對高官任命的目的。
為此，建隆三年（962年），太祖曾下詔：“及第舉人不得呼知舉官為恩門、師門及自稱門生。”乾德三年（965年）又詔曰：“食祿之家，有登第者，禮部具姓名以聞，令復試之。”“昔者，科名多為勢家所取，朕親臨試，盡革其弊矣。”可見，殿試的采用限制了勢家弟子在科考中享有的特權，有利于提高“生源”的質量。
殿試考試，沒有落榜淘汰，只有名次之別，第一、二、三名均可稱狀元，區(qū)別只在于第一名稱榜首，第二、三名稱榜眼（宋后改稱第一名為狀元、第二名為榜眼、第三名為探花）。
雍熙二年（985年），太宗又創(chuàng)出殿前唱名賜及第之制，由此，殿試之后，所有及第者都成了“天子門生”。這對考生來說可謂無上榮耀，皇上也徹底掌控了開科取士的大權。
開國之君趙匡胤，這位出身于軍人之家、自小就不好好讀書的赳赳武夫，黃袍加身后，偏偏重文教、興科舉。他說：“王者雖以武功克定，終須用文德致治。”他宣布“與士大夫治天下”，且制定“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逾此誓者，天必殛之”的“家法”。在歷代王朝中，這可謂一道別致的風景。
擴大招生 皇恩浩蕩
唐代科考，錄取人數(shù)十分有限，每屆十幾人、幾十人而已，難度最大的進士科，往往是百人中取一、二名，由此導致“沒齒而不登科者甚眾”。那位“十年磨一劍”、推敲文字半生的賈島在科場發(fā)瘋的悲劇絕非偶然。這種情況到了北宋大為改觀。
北宋立國后，中央集權的統(tǒng)治需要大批文武官員。太祖開寶六年（973年），中書舍人李知貢舉（即科考主持人），僅錄取11人，但經太祖復試，增取諸科96人，自此開始大規(guī)模增加取士名額。太平興國二年（977年），太宗復試禮部所呈合格者，錄取進士190人，諸科270人，十五舉以上184人，共500人，取士規(guī)�？芍^前所未有。太宗端拱元年（988年），取士840人，超過唐開元年間全盛時期近30年的總和。有學者統(tǒng)計，太宗在位21年，取進士、諸科5800多人。到了仁宗一朝，13次科考，僅進士一科就錄取了4500余人。
不僅如此，對于屢試不中、多次落榜的士人，北宋朝廷還開創(chuàng)了“特奏名”和“賜出身”的特例。開寶三年（970年），太祖“詔禮部閱貢士及十五舉嘗終場者，得一百六人，賜本科出身”，意思是對于參加15次進士考試也沒有考中的考生，朝廷給予帶有特殊照顧性質的“補錄”，仍賜進士，并委派官位，此為后世恩科之始。所謂恩科，朝廷加恩是也。恩科之開，“補錄”的進士們雖非“明媒正娶”，他們也多是到了花甲之年的“老榜生”，但朝廷的“補錄”尤其是擴招之舉，總算為孜孜以求的士人從政提供了廣泛的機會，可謂皇恩浩蕩，對于北宋政府，也達到了籠絡更多知識分子、擴大其統(tǒng)治基礎的目的。至于所造成的大量冗官出現(xiàn)和財政緊張，這恐怕是始料未及的。
為了保證擴招“生源”的質量，北宋政府打破士族門閥壟斷政治的局面，取消了科舉的門戶限制，“取士不問家世”，唯“學而優(yōu)則仕”。為此規(guī)定，凡應試者，無論家庭貧富、郡望高低、年齡大小，哪怕是“工商、雜類”出身，均可報名參加。為此，開寶二年（969年），太祖曾詔曰：“國家歲開貢部，敷求俊義，四方之士，無遠弗屆，而經途遐阻，資用或缺，朕甚愍焉。自今西川、山南、荊湖等道舉人，往來給券。”對于家境貧寒者，朝廷也會給予經濟補助，“自起啟以至回鄉(xiāng)費，皆給予公家”，路費由政府埋單。
禁閉考官 廢除公薦
宋代科考，考官雖然是臨時指派，年年更換，但為防止考官與考生“打招呼”，雙方串通舞弊，朝廷公布考官名單后，考官們必須直接進入考試場所——貢院，整個考試期間不得與外界接觸，直到錄取名單公布方可離開，此即“鎖院”——臨時關禁閉也。此項制度始于淳化三年（992年），太宗“命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等同知貢舉。既受詔，徑赴貢院以避請求。后遂為常制”。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 真宗又詔曰：“自今知貢舉及發(fā)解試官，更不得乞上殿及進呈題目，并令門辭，差官伴入院鎖宿。”因為鎖院時間最長可50天左右，長期與外界隔離的考官們，孤寂難耐，只好發(fā)揮自己的特長，以詩歌唱和，遣寂寞時光，因而留下了大量相互酬答的鎖院詩作。“紫案焚香暖吹輕，廣庭清曉席群英。無曄戰(zhàn)士御枚勇，下筆春蠶食葉聲。”這是考官歐陽修對科場情景的描寫。
隋唐科舉，兩漢以來的察舉制度并沒有廢止，間或有舉孝廉之舉。這種考試與公薦相結合的做法，允許通過“公薦”的方式推薦考生，即朝廷官員向主管科考的朝廷名臣推薦應試舉子，但這給考試、改卷和錄取環(huán)節(jié)“開后門”留下了可乘之機，那些出身低微、無緣結交朝廷名臣的考生常常與此無緣。
針對這一有悖公平競爭的做法，建隆三年（962年），太祖下詔：“及第舉人，不得輒拜知舉官。如違，御史臺彈奏。”乾德元年（963年），太祖下詔：“禮部貢舉人，自今朝臣不得更發(fā)公薦，違者重置其罪。”開寶八年（975年），太祖下詔諸州，察舉孝悌力田、奇才異行者等740余人，太祖命李等人試問所習之業(yè)，結果無一可用。對此，太祖勃然大怒，“詔劾本部官濫舉之罪”，這一事件更加堅定了北宋政府罷廢察舉制度的決心。此后，各朝極少進行察舉，自漢以來察舉制度所導致的“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現(xiàn)象得以除治。到了景德元年（1004年），真宗又下詔重申，不許公薦。公薦的禁止有利于考試公平，對提高官吏素質具有積極作用。
糊名謄錄 防止舞弊
對于科考，宋太祖有自己的考慮。幾百年來的科考，雖然為封建王朝選拔了大批人才，但在實施過程中問題不少，其中最突出的是科場舞弊，結果導致科名多為權勢家子弟攫取。為扭轉這一狀況，北宋科考開始注重選拔寒門士子，照顧弱勢群體。為此，北宋政府采取多項措施，嚴格考試紀律。
淳化三年（992年），太宗根據(jù)大臣陳靖的建議，對考試實行糊名制。明道二年（1033年），仁宗下詔各州“封彌卷首”，州試均實行糊名制。所謂“糊名”（也稱“彌封”、“封彌”），就是將考卷上考生的姓名、籍貫等個人信息密封起來，以防判卷考官舞弊。聯(lián)想到今日高考，監(jiān)考老師按照國家要求以糨糊、針線密封試卷之舉，令人不禁莞爾。
糊名之后，為防止考生在試卷上做記號，或考官認識考生筆跡，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又實行“謄錄”制度（也稱“易書”），即朝廷設立謄錄院，派封彌官將試卷另行謄錄，抄成副本，考官評卷時只以謄錄的副本為據(jù)，因而無法根據(jù)筆跡辨認考生姓名。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朝廷頒布《考校進士程式》，“送禮部貢院，頒之諸州。士不還鄉(xiāng)里而竊戶他州以應選者，嚴其法”。接著又頒布《親試進士程式》，糊名和謄錄制度化、法治化。
此外，北宋政府還嚴禁在科考中夾帶、代筆、舉燭等作弊行為。這些措施無疑有利于擁有真才實學的寒門弟子好好學習、天天向上。
直接授官 升遷較快
唐代士子通過科考及第后，雖然享有金榜題名、皇帝賜宴、曲江盛會、雁塔題名的榮耀，可謂風頭出盡，但只算是取得了做官的資格，至于是否有未來，還得看你能否通過吏部的考試，考試合格后方授予官職。而在北宋，考取的進士不再經過吏部考試，皇上直接授官，就業(yè)可謂乘上了快捷的“直通車”，而且仕途升遷較快。
太平興國二年（977年），太宗殿試復試，及第者“凡五百人，皆賜袍笏”。對于進士及九經，更是授予監(jiān)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等官職。最為榮貴的進士諸科，高第者往往被授予朝廷公卿等文官，待遇優(yōu)厚。仁宗一朝13次科舉中，“（每次）甲第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后不至于公卿者，五人而已”。做高官的比率和級別較唐代明顯提高。
由此筆者聯(lián)想，相比大唐的曲江宴而言，北宋登科的進士們來到東京城西那座風光旖旎的皇家園林瓊林苑，參加由皇上親自宣布的登科名次大典，并享受一頓皇上恩賜的瓊林宴（即“聞喜宴”），應該是更加風光吧。
北宋科考，大力改革，新招迭出，為自身統(tǒng)治開辟了廣泛的人才來源，無疑，這與北宋以文治國、倚重文臣的國策密不可分。“四海為家寶緒隆，旁求文雅振儒風。命鄉(xiāng)隨計來多士，較藝掄材有澤宮。簪紱近臣當顯任，絲綸深旨論丹衷。旰宵汲汲予存念，夙夜孜孜爾徇公。名實豈惟衡鑒內，賢能皆萃網(wǎng)羅中。佇觀翹楚登時用，布政分憂協(xié)庶功。”這首篇幅較長、用詞典雅的詩歌，其作者是宋真宗趙恒，通過此詩，我們“窺一斑而知全豹”，能夠真切感受到北宋皇帝對科考的重視、招攬到人才后的高興勁兒以及對士子們的殷殷期望。而今讀之，想象著這位真龍?zhí)熳哟丝潭俗堃危壑�，看著那一個個成績優(yōu)異的賢士名單，一定樂得屁顛屁顛。
初創(chuàng)于隋代的科舉考試，開始打破幾百年來門閥世族對仕途的壟斷，為出身庶族寒門的讀書人參與政權開辟了道路。經過李唐一朝的發(fā)展，到了北宋，這一制度在諸多方面進行了重大改革，并走向成熟、鼎盛，因而北宋科舉呈現(xiàn)出不同于以往的別樣風景。本文采擷北宋科舉花絮幾則，與讀者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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