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約瑟筆下的北宋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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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約瑟（1900年~1995年），英國人，劍橋大學博士，著名生物化學家，中國科技史專家，英國皇家學會會員，曾任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自然科學部主任。1943年首次來華。新中國成立后，發(fā)起成立英中友好協(xié)會、英中了解協(xié)會并任會長，1994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首批外籍院士。1995年在劍橋辭世，享年95歲。
一
自1943年李約瑟來到中國，到1986年第8次新中國之行，在半個多世紀的歲月里，李約瑟與中國的緣分可謂越結越深。因崇拜中國文化尤其是道家文化創(chuàng)始人老子(李耳)，他為自己取中文名字李約瑟。1943年，他從印度經(jīng)緬甸抵達昆明，以英國駐華科學考察團團長的身份，訪問了這里的眾多高校與科研機構。抵達重慶后，建立中英科學合作館（中國第一個國際科技交流組織）并任館長。他一方面介紹中國科學家到國外期刊發(fā)表論文，一方面研究中國科學文化，先后發(fā)表和出版了《中國西南的科學》、《川西的科學》、《中國西北的科學與技術》、《中國科學》、《科學前哨》等成果。他與中共領導人周恩來、林伯渠等，圍繞中國歷史、文化、經(jīng)濟等問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交流。他于1944年提出的近代科學為何在西方誕生而未在中國發(fā)生的問題（即“李約瑟難題”），至今仍是學術界研究的熱門話題。1945年，他任英國駐華大使館科學參贊，兩度訪問在流亡中辦學的河南大學，發(fā)表《科學與民主》的演講，并與河南大學教授進行座談交流。河南大學圖書館館藏《道藏》令他終生難忘。
作為一名曾經(jīng)的“西方中心論”者，李約瑟對中國文化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源于上世紀30年代在劍橋大學的中國留學生沈詩章、王應睞和魯桂珍的影響，尤其是魯桂珍。魯桂珍曾就讀于金陵女大，有深厚的中國文化功底。在劍橋期間，她向李約瑟介紹了大量中國古代的科學與文明，這激發(fā)了李約瑟對中國文化的濃厚興趣，從而使他把目光轉向了東方，轉移到中國古代科技史的研究上來，并一發(fā)而不可收。在回憶自己的這個轉移時，李約瑟說：“命運使我以一種特殊的方式皈依到中國文化價值和中國文明這方面來。”“中國的全部科學史，應該是任何一部世界成就史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在任中英科學合作館館長期間，李約瑟結識了竺可楨、傅斯年、郭沫若、李四光、侯外廬等中國科學家和知名學者，加深了他對中國歷史、經(jīng)濟、文化、哲學等方面的理解，同時也積累了有關中國文化和科學技術史方面的文獻。加上在中國廣泛的游歷和參觀考察，為他后來寫作那部在東西方文明中間架起一座橋梁的里程碑著作《中國科學技術史》提供了極大的幫助。從1948年開始，在一批學者的協(xié)助下，他開始撰寫這部鴻篇巨制，直到以95歲的高齡謝世。1954年，該書第一卷（《導論》）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轟動西方漢學界，英國《觀察家報》、《新科學家》及美國《紐約時報》、《美國歷史學評論》等報刊都發(fā)表了名家評論，對這部著作進行了高度評價。此后直到1996年，在半個世紀里，該書英文版各卷陸續(xù)出版，中、日、俄、法、德等版本也相繼翻譯出版。1982年該書榮獲中國全國科學技術協(xié)會授予的科研成果一等獎。遺憾的是，由于本書寫作計劃在進行中不斷擴大，李約瑟直到去世也未能完成本書的寫作。
《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直譯為《中國的科學與文明》）是世界上第一部全面介紹中國古代科技發(fā)展的通史。作者以一個西方人的視角，通過豐富的史料、深入的分析和東西方的比較研究，系統(tǒng)論述了中國古代科技的輝煌成就及對世界文明的貢獻，其范圍之廣、內(nèi)容之深都堪稱空前。在這部匯集百家的巨著中，作者以確鑿的證據(jù)向世界表明：“中國文明在科學技術史上曾起過從來沒有被認識到的巨大作用。”“在現(xiàn)代科學技術登場前10多個世紀，中國在科技和知識方面的積累遠勝于西方。”
關于此書的影響，1988年，李約瑟在中文譯本的序言中說：“關于中國和中國文化在古代和中世紀科學、技術和醫(yī)學史上的作用，在過去30年間，經(jīng)歷過一場名副其實的新知識和新理解的爆炸。”歷史學家湯因比評價此書：“李約瑟博士著作的實際影響，正如它的學術價值一樣巨大，這是比外交承認更高層次的西方人的‘承認’行動。”在中文譯本序中，我國科學家盧嘉錫說，李約瑟“令人信服地證明，在近代科學技術興起之前，中國的科學技術不僅自成體系，而且對其他國家的影響也是巨大的……正是通過詳細而具體的分析和比較，這部巨著才能全面地論述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輝煌成就及其對世界文明的重大貢獻，向人們展示出一幅中國古代科技文明的宏偉畫卷……”
二
趙宋一朝，在中國歷史上屬疆域較小的中原王朝，但卻是中國古代社會繼續(xù)發(fā)展一個新的時期。陳寅恪先生認為：“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shù)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2012年出版的《簡明中國歷史讀本》評價說，宋朝“在思想、文化與科技等方面達到空前的高度，在當時世界上占據(jù)領先地位，對人類文明作出了重大貢獻，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在科技上，李約瑟稱“宋代確實是中國本土上科學最為繁榮昌盛的時期”，是中國“自然科學的黃金時代”，這一時期中國的“文化和科學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每當人們在中國的文獻中查考任何一種具體的科技史料時，往往會發(fā)現(xiàn)它的焦點就在宋代”。聞名于世的四大發(fā)明，指南針、印刷術和火藥三項主要是在宋代得到了應用，傳至歐洲后，對推動歐洲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馬克思稱“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chǎn)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fā)明”。李約瑟說，“如果沒有火藥、印刷術和指南針，歐洲封建主義的消失就是一件難以想象的事”。那部百科全書式的著作《夢溪筆談》，李約瑟贊譽為“中國科學史上的里程碑”，其作者沈括更是被他稱之為“中國整部科學史中最卓越的人物”。
那么，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對北宋的科技發(fā)展成就是怎樣敘說的呢？
《中國科學技術史》以歷史發(fā)展為經(jīng)，以中國古代科技成就為緯，按不同領域、不同學科分冊撰寫，涵蓋科學思想、數(shù)學、天文學、地理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農(nóng)學、醫(yī)學及軍事、機械、土木、航海、造紙、印刷、紡織、園藝等眾多領域，因此，關于北宋的科技成就也分見于本書各冊之中。因篇幅所限，本文只能選擇科學思想、數(shù)學、天文、地理學、物理學等幾個方面作以說明。
在本書第二卷（《科學思想史》卷）中，李約瑟研究了儒家文化與古代科技之間的關系，以較大篇幅闡述了北宋邵雍、周敦頤、程頤、程顥、張載等理學（新儒學）大師思想中的科學成分，并下結論說：“宋代理學本質(zhì)上是科學性的，伴隨而來的純粹科學和應用科學本身的各種活動史無前例的繁盛。”今天，以科學理性的目光來看，周敦頤的“太極”、邵雍的“數(shù)”、張載的“氣”以及程頤、程顥的“理”，其中的“格物窮理”精神，無疑有利于科技的發(fā)展。在儒家文化與中國古代科技的關系研究上，李約瑟無疑是一位領先人物。
接下來，李約瑟在本卷中對北宋科學家及其成就進行了“檢閱”：沈括首次明確提到的磁羅盤年代，對立體地圖制作的第一次記載，關于化石的描述及對其性質(zhì)的認識；數(shù)學家劉益（著有《論古根源》）及南宋的李冶、秦九韶、楊輝（李約瑟稱他們“組成了當時全世界最先進的學術學派”）；天文學家蘇頌及其繪制的關于渾天儀的著作；藥物學家寇宗（著有《本草衍義》）、唐慎微（著有《證類本草》）和兒科醫(yī)學家錢乙（著有《傷寒指論微》等）；建筑大師李誡及其《營造法式》（李約瑟稱之為“中國建筑學上最偉大的著作”）；軍事技術的大百科全書《武經(jīng)總要》（曾公亮和丁編就），等等。
在本書的其他各卷中，李約瑟對北宋的科技成就展開了詳細闡述和分析。第三卷《數(shù)學》卷著重研究和闡述了宋代的數(shù)學著作和數(shù)學家。對于沈括，他說《夢溪筆談》“幾乎包含當時已知的各個科學領域的記錄，但其中許多是具有代數(shù)與幾何意義的……沈括作為一個在重要工程與勘察工作中負有責任的高級官員，曾促進了平面幾何學的發(fā)展……他確定圓弧長度的方法，后來成為13世紀郭守敬發(fā)展球面三角的基礎”。這個方法，即《夢溪筆談》中所說的“拆會之術”。書中還提到沈括在中國數(shù)學史上最早的級數(shù)求和成就。《算經(jīng)十書》是我國漢唐以來數(shù)學發(fā)展的結晶，元豐七年（1084年）刻印，從而成為我國有史以來第一批印刷本數(shù)學書籍。李約瑟對它給予詳述，并說印刷術使得“中國數(shù)學在宋代第二次開花”。
北宋的地方志編修、地理學、制圖學成就堪稱空前。在第五卷《地學》一書中，李約瑟記述，北宋立國后，皇帝即命盧多遜重修天下圖經(jīng)，后由宋準匯總，完成了1566卷的地方志。關于地理學著作，他提到徐兢撰寫的人類地理學著作《高麗圖經(jīng)》；王存主編，曾肇、李德芻修撰的《元豐九域志》；單鍔的水文地理學著作《吳中水利書》；樂史撰寫的地理總志《太平寰宇記》。特別是《太平寰宇記》，全書200卷，是繼唐代《元和郡縣志》之后又一部采摭繁復的地理總志。在制圖方面，李約瑟特別提到，北宋已經(jīng)認識到地圖的巨大戰(zhàn)略價值。
關于北宋天文學，李約瑟記述了設于首都東京的天文院和司天監(jiān)兩座天文臺以及司天少監(jiān)王熙元著、宋真宗為其制序的天文學著作《靈臺秘要》。對于天文學家蘇頌，他給予了詳盡的闡述。蘇頌等人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座結構復雜、自動運轉的“天文鐘”——水運儀象臺，并著有一部圖文并茂的詳細說明書《新儀象法要》。李約瑟稱蘇頌為“歷史上的杰出人物，其主要貢獻是對科學技術方面，特別是醫(yī)藥學和天文學方面的突出貢獻，以制作水運儀象臺聞名于世”，《新儀象法要》“是中國現(xiàn)存最早的水力運轉天文儀器專著。它反映了中國11世紀的天文學和機械制造技術水平”，是“最重要的宋代天文學著作”，讀到它“十分幸運”。他還說，“遲至公元1300年左右，歐洲還沒有類似的設計”。
對于北宋其他領域的科技成就，李約瑟不厭其煩。如在軍事上，除上面提到的《武經(jīng)總要》外，還記述了許洞的《虎鈐經(jīng)》、張預的《百將傳》。在測量上，他記述了沈括擔任政府水利工程師期間用水準儀、望尺和干尺來測量坡度、治理汴渠的過程。對于北宋建筑學，他稱《木經(jīng)》的作者、開寶寺塔（即鐵塔）的主修喻浩為“偉大的建筑家”。還有磁羅盤、磁偏角、指南魚以及羅盤在軍事和航海中的應用，等等，不一而足。
李約瑟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對中國懷有深厚的感情。這個一來到中國就穿上長袍的西方人，在臨終前依然堅信：“中國能夠再度崛起，一個擁有如此偉大的文化的國家，一個擁有如此偉大的人民的國家，必將對世界文明再次作出偉大貢獻。”在翻閱其《中國科學技術史》一書時，筆者的一個突出感覺是，他對宋代科技成就情有獨鐘。在實現(xiàn)開封復興的偉大時代里，我們不能忘記這個曾經(jīng)向世界傳播了大宋文化的英國人。
(作者：鄧高峰 責任編輯：劉懿鑫) 【回到頂部】 【返回上頁】 【關閉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