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定王朱橚：學術成就貫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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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開封園林部門準備在龍亭大殿前的潘湖中間堆筑一個湖心島。在龍亭湖底清淤過程中，推土機意外地推出了許多殘磚碎瓦，后經考古發(fā)掘證實，這些殘磚碎瓦是明代周王府遺物。據(jù)史書記載，周王府是在宋、金皇宮遺址上修建起來的。
周王府的第一位主人是朱元璋第五子朱橚。朱橚曾作《元宮詞》百章，又編著有《救荒本草》《保生余錄》《袖珍方》和《普濟方》等作品，對我國醫(yī)藥事業(yè)的發(fā)展有巨大的貢獻。
命途多舛：身居王位被兩次流放
明朝建國初期，朱元璋下詔將應天改稱“南京”，作為首都；把汴梁改稱北京，定為陪都。朱元璋認為，北方的元朝勢力尚未平定，而汴梁地處黃河流域，是宋朝舊都，將其定為陪都，對北上征討元朝、喚起北方民眾的民族情感很有號召力。
到了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明朝早已統(tǒng)一了全國。朱元璋認為，汴梁繼續(xù)作為陪都已不再有實際意義，于是又正式下旨，以南京為明朝首都，撤銷了開封的“北京”稱號。就在撤銷開封陪都地位的同時，朱元璋將其第五子朱橚封到開封，稱名周王，并在原北宋東京里城的基礎上重新修筑了城池，改土城為磚城。明開封城的規(guī)模實際上是按陪都規(guī)格修筑的，僅次于當時的首都南京。朱元璋在原宋、金皇宮舊基上建造了規(guī)模宏大且壯麗輝煌的周王府，其規(guī)模大大超過了北宋皇宮。這足以說明朱元璋對開封的重視。
朱橚勤奮好學、擅長詞賦，曾作《元宮詞》百章，又編著有《救荒本草》《保生余錄》《袖珍方》和《普濟方》等作品，對我國醫(yī)藥事業(yè)的發(fā)展有巨大的貢獻。
據(jù)《明史》記載，朱橚乃朱元璋嫡第五子，與朱棣是同母兄弟。朱橚從小由成穆貴妃孫氏養(yǎng)育，孫貴妃去世，朱橚守孝三年。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9歲的朱橚被父親封為吳王，朱元璋自己就做過吳王，可見他對這個兒子比較重視。
后來，朱元璋認為吳地乃國家財富之地，不適宜建藩，于是在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將朱橚改封為周王，與燕王朱棣、楚王朱楨、齊王朱榑一起駐鳳陽。3年后，朱橚就藩開封。受封之后不久，朱橚和開國名將馮勝的女兒成親，并在原開封府的基礎上修建府邸，正式承擔一些藩王的義務，與馮勝共同管理河南地區(qū)的軍情。
雖然自小在宮中接受正規(guī)教育，但朱橚很想擺脫政治的羈絆，不愿受政治的束縛。據(jù)史載，朱橚參加軍政活動僅三次。特別是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冬天的一天，朱橚未向朝廷報告就擅自離開開封到老家安徽鳳陽。這可把朱元璋氣壞了，因為按明制，未經皇帝允許，藩王不得擅離其封國。而且，鳳陽是明朝非常特殊的一座城市，朱元璋得知后，認為朱橚的行為僭越了自己的本職，便將其發(fā)配到云南。但在20多天之后，朱元璋又收回了命令，將其囚禁在南京，開封的事務暫由朱橚長子負責。兩年之后，朱橚才被恢復爵位，并獲準返回開封。
朱元璋去世后，年輕的建文帝繼位。早在登基之前，建文帝對各地的藩王就懷有戒心。根據(jù)尹守衡《皇明史竊》中記載，建文帝朱允炆曾對朱元璋說：“虜不靖，諸王御之；諸王不靖，孰御之？”朱元璋反問道：“汝意何如？”朱允炆回答道：“以德懷之，以禮制之，不可則削其地，又不可則變置其人，又其甚則興兵伐之。”朱允炆在登基之前便有削藩的意圖。登基后，朱允炆正式開始削藩，以此鞏固自己的帝位。朱橚擔負著拱衛(wèi)京師的重任，而且又是燕王朱棣的同母兄弟，朱允炆首先把他貶為庶人，發(fā)配至云南蒙化，交給黔寧王沐英之子西平侯沐晟嚴加管束。后來又被召到首都禁錮。直到朱棣登上皇位后，才下令釋放了朱橚，并官復原職。
朱橚回到開封后，為了討朱棣歡心，立刻組織人員編排歌舞，歌頌朱棣的文功武德。接著，朱橚到南京朝拜，又獻上傳說中的瑞獸騶虞。朝中文武百官紛紛上奏章，認為朱棣的功德感動了上天，于是天降祥瑞。朱棣龍顏大悅，大大賞賜了朱橚。
但是好景不長，朱棣坐穩(wěn)江山后，也有了削藩之意。朱棣借口黃河有決口的危險，有意將朱橚改封至洛陽，但被朱橚以河防已整修過為由一口回絕。朱橚的態(tài)度令朱棣大為不滿，永樂十八年（公元1420年）十月，有人指控朱橚謀反，朱橚在次年二月被召到京城。朱棣把這件事告訴他，朱橚“頓首謝死罪”，朱棣也表示不再追究。朱橚回到封國后，主動把自己的三護衛(wèi)獻還朝廷，以表忠心。朱橚等諸位藩王交出了三護衛(wèi)，基本上被剝奪了朱元璋賜給藩王的軍事權力。
明仁宗朱高熾繼位后，增加周王歲祿至兩萬石。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朱橚去世，謚號“定”，史稱周定王。
垂憫百姓：研究醫(yī)藥建樹頗豐
雖然朱橚的政治生涯跌宕起伏，始終沒有大的建樹，但他在醫(yī)藥學、植物學和文學等方面卻留名青史。
青年時期朱橚就對醫(yī)藥很有興趣，認為醫(yī)藥可以救死扶傷、延年益壽。在就藩開封初期，中原一帶發(fā)生了重大自然災害，朱橚組織人員編寫了一部《保生余錄》，收錄了當時可以充饑的野菜，并對各類藥品進行了分析研究。
被貶到云南后，朱橚沒有消沉。云南號稱“煙瘴之地”，環(huán)境獨特、疾病多發(fā)，許多人因病無法醫(yī)治而死，朱橚垂憫邊鄙之民，認為云南有太多疾病，是因為地處烏沼之地，環(huán)境濕熱，利于疾病流行，而且貧民多，許多人沒有飯吃，便去找荒野的果子，甚至扒食路旁的樹皮。朱橚組織良醫(yī)李佰等編寫了方便實用的《袖珍方》一書，全書4卷，有3000多方，其中有些還是周府自制的。這部著作編著嚴謹，“因疾授方，對方以授藥”。 因其方便實用，深受醫(yī)家重視。
回到開封后，朱橚繼續(xù)投入到醫(yī)藥研究中。經過十幾年的努力，由他親自訂定、滕碩和劉醇協(xié)助編寫的《普濟方》問世。《普濟方》是我國古代中醫(yī)藥歷史上最大的中醫(yī)方劑專著，被認為是“采摭繁富，編次詳析，自古經方更無賅備于是者”的巨著，全書共168卷，其中有方脈總論、運氣、臟腑、身形、諸疾、婦人、嬰兒、針灸、本草共100余門，計1960論、2175類、61739個藥方、239圖。在編撰形式上，《普濟方》不僅對各種疾病進行了詳細論述，而且有相應的方劑和治法。更難能可貴的是，《普濟方》搜羅廣泛，保存了明朝以前的大量醫(yī)學文獻，為后人 提供了寶貴的研究資料。
奠定朱橚歷史地位的是他組織人員編著的《救荒本草》一書�！毒然谋静荨酚诿饔罉匪哪辏ü�1406年）刊刻于開封，是一部專講地方性植物并結合食用以救荒為主的植物志。
朱橚深知編著方書和救荒著作對于民眾的重要意義和迫切性，并利用自己特有的政治、經濟地位，在開封組織了一批學有專長的學者作為研究工作的骨干。朱橚學神農嘗百草，辨別草藥，他設立了專門的植物園，種植從民間調查得知的各種野生可食植物，進行觀察實驗。朱橚采集實物標本，初步篩選出400多種植物，并將這些可食用植物的名稱、生長環(huán)境、形態(tài)、性味、加工烹調方法進行詳細描述。朱橚還特地請畫師將植物的葉、花、果、枝干繪成圖，附在每種植物介紹后面�！毒然谋静荨凡粌H是一部藥食兩用的植物學專著，而且是15世紀初期植物學研究工作記錄的典范，它極大地豐富了我國藥物學、農學、營養(yǎng)學的內容。
《救荒本草》全書兩卷，在記述的400多種植物中，近2/3是以前本草書中所沒有記載過的。與傳統(tǒng)本草著作不同，朱橚的描述來自直接的觀察，不作繁瑣的考證，只用簡潔通俗的語言將植物形態(tài)等表述出來。描述一種植物，即附一插圖，圖文配合相當緊湊，易讀易懂。特別值得重視的是，這部書的圖比以往本草著作中的都準確、真實，無論是普及植物學知識，還是方便民眾尋找食物，都具有重要意義。
由于朱橚建有植物園，可以隨時對植物進行細致的觀察，所以，《救荒本草》在植物描述方面具有較高的水平，能抓住植物的一些主要特征，如花基數(shù)、葉脈、花序等，對植物學的發(fā)展有重要作用。在這本書中，朱橚記載了一些新穎的消除某些可食用植物毒性的方法，比如在“救饑”項下，提出對有毒的白屈菜加入“凈土”共煮的方法以去除其毒性。這與1906年俄國植物學家茨維特發(fā)明的色層吸附分離法在理論上是一致的。因此，有人認為近代植物化學領域中吸附分離法的應用，可能始于《救荒本草》。
名垂青史：朱橚著作影響海內外
朱橚在學術方面的建樹意義重大，至今仍有著重要影響。
朱橚編撰的《袖珍方》僅在明代就被翻刻了十余次，可見其受醫(yī)家重視的程度。他領導編纂的方劑學巨著《普濟方》，是一部中醫(yī)藥方集大成的鴻篇巨制，后人評價該書“取古今方劑，匯輯成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普濟方》曾兩次刊行，足見其價值。在朱橚過世100多年后，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引用其中的方劑就特別多。
在朱橚所有的著作中，《救荒本草》對世人的貢獻是最突出的。如果說《普濟方》重在整理綜合前人的成就，《救荒本草》則是開拓了研究新領域。在我國封建社會，歷朝歷代的賦稅均比較繁重，加上災害頻繁，勞動人民常用草根樹皮果腹。在元代，統(tǒng)治者實行極其殘酷的民族壓迫，中原以及南方地區(qū)的勞動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勞動人民在長期食用野生植物的過程中，積累了不少經驗性的知識，亟待加以總結和提高。另一方面，我國自古藥食同源，科學的發(fā)展也對野生植物的認識和利用提供了有用的資料和方法。朱橚和他周圍的學者們正是以這些知識為基礎進行《救荒本草》的編著的。
《救荒本草》不僅在救荒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由于它開創(chuàng)了野生食用植物的研究，因此在國內外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部書在明代翻刻了數(shù)次，還有不少文人學者紛紛效仿，形成了一個研究野生可食植物的流派。李時珍認為《救荒本草》“頗詳明可據(jù)”，在其著作《本草綱目》中，不僅引用了其中的材料，而且還吸收了它描述植物的先進方法。
《救荒本草》原書兩卷，該版本目前已失傳。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救荒本草》在山西太原進行第二次刊刻，即今流行的最古刻本，傳刻時分為4卷。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開封人陸東又根據(jù)第二次刻本進行重刻，徐光啟曾把本書合文收入他的《農政全書》荒政部分。在本書影響下，明清兩代先后有10部救荒著作問世，如王西樓的《野菜譜》、周覆靖的《茹草編》、鮑山的《野菜博錄》等，《救荒本草》的內容被大量摘引。清代重要類書《古今圖書集成》中“草木典”的許多圖文也引自《救荒本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吳其濬在撰寫《植物名實圖考》這部重要的植物學著作時，不但效法朱橚通過實際調查和收集實物的方法來取得第一手資料，而且還直接引用了《救荒本草》中的大量圖文。本書對今天野生植物的開發(fā)利用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17世紀末，《救荒本草》傳到了日本。它以內容實用、記事適切、繪圖精致的鮮明優(yōu)點博得了日本學者的青睞和強烈關注。日本學者岡西為人表示，《救荒本草》在日本德川時代曾受到很大重視，當時有關的研究文獻達15種。 1716年，日本學者松岡恕從《農政全書》中析出《救荒本草》，專門對之進行訓點和日名考訂。1799年，著名本草學家小野蘭山得到了嘉靖四年版的 《救荒本草》后，以其為藍本對松岡恕的版本進行正誤補遺。1842年，日本學者又編著了平易簡明的《救荒本草啟蒙》14卷，共4冊。
《救荒本草》的廣為傳播引起了當時日本學者的巨大興趣，不僅研究文獻非常多，而且還出現(xiàn)了一些類似的著作。除此之外，朱橚種植物于植物園以便觀察、記錄的方法也給日本的本草學界及后來的植物學發(fā)展帶來了深刻的影響。
《救荒本草》以出色的植物學成就贏得了國際學術界的重視和高度評價。美國科學史家薩頓對朱橚的工作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認為朱橚是一位有成就的學者，他的《救荒本草》可能是中世紀最卓越的本草書。英國的中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認為，朱橚等人的工作是中國人在人道主義方面的一個很大貢獻，朱橚既是一個偉大的開拓者，也是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
(作者：康冀楠 責任編輯：陳艷華) 【回到頂部】 【返回上頁】 【關閉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