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文學(xué)的包公遇到歷史的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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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審過哪些案件
說到包公，所有的朋友都會想到判案。
1993年版《包青天》拍了200多集，2008年版《新包青天》拍了60多集。《元曲選》收錄公案劇目19種，其中包公戲占了11種。明朝萬歷年間的《百家公案》總共99回，每回都是包公判案。明末清初刊行的《龍圖公案》整整100回，講的也全是包公判案�，F(xiàn)代舞臺上演繹的包公戲，諸如《鍘美案》《打龍袍》《烏盆記》《赤桑鎮(zhèn)》《鍘包勉》《探陰山》，無一不是包公判案的故事。
但是，包公在開封府尹的職位上只1年零幾個月，就算他不吃不喝不睡，每天24小時都在審案，也審不出一部200多集的《包青天》。假如開封府真的有那么多冤案等著包公去審，就算包公不累死，在開封生活的老百姓也會被嚇死了。
還是胡適先生說得好：
包龍圖——包拯——也是一個箭垛式的人物。古來有許多精巧的折獄故事，或載在史書，或流傳民間，一般人不知道它們的來歷，這些故事容易堆在一兩個人的身上。在這些偵探式的清官之中，民間的傳說不知怎樣選出了宋朝的包拯來做一個箭垛，把許多折獄的奇案都射在他身上。
如果您覺得胡適的表述不夠淺白，再來聽聽清代的說書先生怎么解釋：
愚下所說的這一部《龍圖公案》，通是胡謅。怎么能一天一天的書館里說書呢？列位自想，包公有多少真事？不過是沒枝兒添枝兒、沒葉兒添葉兒就是了。玉昆三爺說了一輩子的包公案呢，問問他哪一句不是胡謅呢？只要謅出理來，就是好書。
評書大家石玉昆說了一輩子的包公案，最后結(jié)集為長篇俠義小說經(jīng)典之作《三俠五義》，但他所講的，都是編造出來的故事。藝術(shù)作品就是這樣，只要您編的故事夠好看，那就放心大膽去編好了。
拋開文藝作品不談，歷史上的包公究竟審理過哪些案件呢？我從《宋史》《仁宗實錄》《孝肅包公墓志銘》及宋代文人筆記中統(tǒng)計了一下，非常少，明確記載的只有這么幾宗：
宋仁宗景祐四年，包公在安徽天長縣做知縣，有一戶農(nóng)民家里的耕牛不知被誰割去舌頭，向包公報案，包公通過巧妙謀劃，找到了作案人。
宋仁宗皇祐二年，開封平民冷青膽大妄為，冒充皇子，開封府官員不辨真假，將冷青趕出了開封。當時包公擔(dān)任監(jiān)察院長（知諫院），臨時奉旨查辦此案，審明了冷青的真實身份。
宋仁宗嘉祐元年臘月或嘉祐二年的上半年（材料記載不一），包公擔(dān)任開封府尹期間，有人拿著欠條起訴某位高官，說他欠錢不還，包公當堂判決，讓高官償還了欠款。
同樣是他擔(dān)任開封府尹期間，有兩個人在一起喝酒，其中一個人喝醉了，怕藏在袖子里的金子丟失，交給另一個人保存，次日酒醒去要金子，對方竟然矢口否認。這個人非常生氣，去開封府告狀，包公通過巧妙謀劃，幫這個人討回了金子。
仍然是他擔(dān)任開封府尹期間，一個名叫章惇的青年進士沒有廉恥，跟叔叔的小妾通奸，被人發(fā)現(xiàn)，怕挨打，跳墻往外逃，一腳踩到墻外一個老太太的頭上，把老太太踩傷了。這個老太太去報案，包公罰了章惇一筆錢。
我把以上案件分別簡稱為“盜割牛舌案”“冒充皇子案”“欠錢不還案”“醉酒失金案”“章惇通奸案”。掰指頭數(shù)一數(shù)，總共5宗，其中“倒坐南衙開封府”時審理的案件只有3宗。
另據(jù)明朝嘉靖年間修撰的《池州府志》，包公在安徽池州做官時還審過兩宗案件，一是“辨浮江尸”，二是“辨瘞僧冤”。具體案情如何，志書里沒寫。或許是包公從江面上飄來的一具無名尸體發(fā)現(xiàn)蛛絲馬跡，審明了一宗冤案；或許是某位僧人做好事，義務(wù)掩埋無主尸體，結(jié)果被人當作殺人藏尸的兇手送進大牢，幸虧包公英明神武，替他辨明了冤屈。這兩宗案件在包公墓志銘和宋人筆記中從未記載，卻出現(xiàn)于包公死后500年的志書之中，很可能來自民間傳說，將別人審過的案件附會到了包公頭上。
讀者朋友千萬要注意，雖然到目前為止，可以采信的只有“盜割牛舌案”等5宗案件，但絕對不表明包公只審過5宗案件。他老人家半生為官，審過的案件肯定不止這些，只是信史中記載的太少罷了。
包公判案有絕招
前文說包公受理“盜割牛舌案”，通過巧妙謀劃找到了作案人，他是怎樣巧妙謀劃的呢？
說穿了很簡單。
包公對哭哭啼啼的報案人說：“別傷心了，反正你的牛沒了舌頭，吃不成草料，活不了幾天了。你聽我的話，現(xiàn)在回家去，把那頭牛殺掉。”報案人不得不照辦，回去把牛宰了。第二天一大早，包公剛剛升堂，就有人跑進來向他舉報：“報告大老爺，我家鄰居某某某私宰耕牛，您應(yīng)該派人把他抓起來！”包公一拍驚堂木：“呔！原來某某某的耕牛就是被你割了舌頭！你割掉人家牛舌頭，又舉報人家私宰耕牛，是不是跟人家有宿仇�。�”這個進來舉報的家伙嚇了一大跳，撲通一聲跪倒在地，乖乖承認了自己的罪行。
現(xiàn)代讀者可能看不懂，我來解釋一下包公的判案邏輯：
一個人偷偷割掉別人家耕牛的舌頭，而沒有偷走整只牛，那一定不是為財，而是為了泄憤。誰會通過割牛舌這種手段來泄憤呢？一定是跟牛主人有仇的人。誰跟牛主人有仇呢？不知道。那么好，設(shè)下一個計謀，讓這個仇人主動現(xiàn)身。
怎樣才能讓這個仇人主動現(xiàn)身呢？只需要讓牛主人殺掉耕牛。眾所周知，古代官府重視農(nóng)耕，禁止民間私宰殺耕牛。如果牛病了、老了、不能耕田了，確實需要宰殺，也得提前向官府申請，得到官府的許可。現(xiàn)在牛主人沒有得到許可，私自宰殺耕牛，犯了禁令，仇人聽到這個消息，一定會到官府舉報，讓官府懲罰牛主人，這樣才能徹底泄憤。
包公的邏輯其實是有漏洞的。
一個人偷割牛舌，未必是為了泄憤，也可能因為嘴饞，想吃爆炒牛舌，所以才傷天害理，割了人家的牛舌頭。一個人到官府舉報鄰居私宰耕牛，未必是為了報仇，也可能是他原則性強，見不得別人違反禁令。也就是說，偷割牛舌的人和報官檢舉的人，未必是同一人。
即使存在這樣的漏洞，但仍不妨礙包公行使他的計謀——反正牛舌頭已經(jīng)沒了，牛早晚是死，宰就宰了吧。假如此計引不出作案人，也沒有任何損失，繼續(xù)想辦法就是了。
前文還提到“醉酒失金案”：兩個人喝酒，醉酒的一方將金子交給另一方保存，另一方矢口否認，拒絕歸還，包公巧設(shè)機關(guān)，找到了另一方吞沒金子的證據(jù)。包公到底設(shè)了一個什么樣的機關(guān)呢？
《孝肅包公墓志銘》有記載：
公密遣吏持牒，為匿者自通，取諸其家。家人謂事覺，即付金于吏。俄而，吏持金至，匿金者大驚，乃伏。
包公將原告與被告喊到堂上，然后讓官差拿著公文去被告家里，對被告的老婆說：“你老公吞沒人家的金子，經(jīng)包大人一審，他在大堂上承認了，現(xiàn)在包大人讓我來起贓，你快把那錠金子拿出來吧！”被告的老婆信以為真，將金子交給了官差。包公拿到金子，讓被告跪到近前，再一拍驚堂木：“呔！你這個見利忘義的小人！你不是說沒拿人家的金子嗎？看我手里這塊黃澄澄的東西是什么？就是剛才從你家里找到的！”被告大驚失色，無言可對，只好承認了吞沒黃金的事實。
包公在這宗案件里有沒有邏輯漏洞呢？當然有。宋朝尚未出現(xiàn)精密的指紋鑒定技術(shù)，只能用清晰可鑒的手印進行粗略比對，譬如辨別十根手指上共有幾個“簸箕”幾個“斗”，與手印是否一致。被告老婆交出的黃金上面肯定殘留著指紋，可是憑借當時的技術(shù)，肯定分不出哪個指紋屬于原告、哪個指紋屬于被告，怎見得被告家里的金子就一定是原告的金子呢？而且從現(xiàn)代法學(xué)角度來講，包公讓官差去被告家起贓，欺騙被告老婆，本身就屬于誘供，通過誘供取得的證據(jù)，在審判時是不能采信的。
不過我們不能對包公要求太嚴，畢竟他是古人，古代中國的法律根本沒有誘供之說。古代中國的法官與地方官常常是同一人，既管審案，又管刑偵，要抓捕嫌疑犯，還要處理許多財政事務(wù)，有時甚至帶兵，例如省級司法長官“提刑使”就有帶兵權(quán)。職權(quán)如此龐大，事務(wù)如此繁雜，審案只能從快從簡，不可能曠日持久地尋找證據(jù)與核查證據(jù)。再說了，古代沒有攝像頭，沒有通訊記錄，沒有信用記錄，沒有開房記錄，證據(jù)非常難找，許多案件只能通過哄騙、誘供、恐嚇與刑訊，通過這些在我們今天看起來極不正當?shù)膯柊阜绞�，讓犯罪嫌疑人自己承認罪行。
千萬不要說古代中國太野蠻，同時期的歐洲還在搞“神判法”那一套呢！被告有沒有罪，法官不知道，讓神來決斷。命令被告把手放到開水里，放到油鍋里，放到狗熊嘴里，或者將被告捆起來往河里扔，或者讓原告與被告決斗。被告毫發(fā)無傷，那就無罪釋放；如果被告?zhèn)麣埢蛘咚赖�，說明他有罪。有罪怎么判？還需要接受刑罰嗎？完全用不著了，神已經(jīng)懲罰過了。跟野蠻黑暗的歐洲比起來，中國法官判案的文明程度其實更高一些。
而在古代中國的法官當中，包公問案的文明程度尤其高。從我們看到的案件來看，無論是“盜割牛舌案”“醉酒失金案”，還是“欠錢不還案”“章惇通奸案”，都沒有刑訊逼供的跡象。
既不動刑具，又缺乏證據(jù)，還想搞清真相，給出盡量公正的裁決，包公必須煞費苦心。審“盜割牛舌案”，他用計謀讓作案人跳出來；審“醉酒失金案”，他用計謀讓被告家屬交出證據(jù)。他的計謀可用4個字來總結(jié)，那就是“引蛇出洞”。
包公并不總是鐵面無私
包公在審案時，并不總是鐵面無私，他也有徇私的時候。就拿“章惇通奸案”來說，章惇跟長輩的小妾通奸，還踩傷別人，包公只是判處罰金，算不算徇私枉法呢？
北宋法典《宋刑統(tǒng)》規(guī)定：“和奸者，男女各徒一年半，杖一百。”男女通奸，各判一年半徒刑，各打一百大板。
《宋刑統(tǒng)》又規(guī)定：“奸小功以上親、父祖妾及與和者，謂之內(nèi)亂。”與堂祖父、祖父、堂叔父、堂伯父、父親、外祖父、舅父等長輩的小妾通奸，謂之“內(nèi)亂”。內(nèi)亂、欺君罔上、反叛國家、不孝父母、惡性殺人，都屬于“十惡不赦”之罪，應(yīng)該從重判處，不許減刑，不許赦免，更不許用罰金來代替刑罰。
章惇與人通奸，本應(yīng)判處徒刑1年半，打100大板。而他通奸的對象又是“小功以上親、父祖妾”，屬于十惡不赦，更應(yīng)從重判處，例如判處徒刑兩年，打120大板。包公不但不重判，反而輕判，一不判徒刑，二不打板子，僅僅罰金了事，是不是徇私枉法？坦白講，真的是徇私枉法。
章惇字子厚，宋仁宗嘉祐二年中進士，長得很帥，性情高傲，后來管過民政，管過財政，帶兵平定過湖北叛亂，是一個特別有才干的人。王安石變法，章惇做副手，幫忙出謀劃策，很受王安石的器重。王安石下野后，他接班當宰相，雖說在政治上排除異己，到處樹敵，但在軍事上很有辦法，吞并了吐蕃后裔唃廝啰部，收復(fù)了被西夏占領(lǐng)的一些疆域。
包公擔(dān)任開封府尹的時候，章惇還是毛頭小伙，尚未嶄露頭角。但是包公跟他父親章俞的關(guān)系很好，大家同朝為官，不便讓同僚的兒子受刑，更不想將此丑事張揚得滿城風(fēng)雨。所以，包公包庇了章惇，稀里糊涂結(jié)了案，只讓他拿出一筆錢，賠償那個被踩傷的老太太。
包公包庇章惇一案，出自司馬光的記載。司馬光言簡意賅：“時包公知開封府，不復(fù)深究，贖銅而已。”所謂“不復(fù)深究”，正是徇私枉法的委婉說法。那么包公判案的時候有沒有可能被章惇或者章惇的父親收買呢？應(yīng)該沒有這個可能。按照包公的秉性，他這次徇私，為的絕對不是財，而是同僚的臉面�；蛘吒鼫蚀_地說，是為了維護封建禮教的臉面。
用我們現(xiàn)在的眼光看宋朝官員判案，有時會覺得他們腦子有病。
南宋有一個非常無恥的老人，對兒媳耍流氓，兒子到衙門控告，地方官竟將兒子打了100大板，理由是“父可以不慈，子不可以不孝，縱使果有新臺之事，只有為父隱惡，遣逐其妻足矣”。當?shù)目梢圆淮�，當兒的不能不孝，即使父親對媳婦耍了流氓，也應(yīng)該隱瞞父親的惡行，將妻子趕走，讓父親沒機會繼續(xù)耍流氓。請問諸位朋友，您聽說過如此混蛋的邏輯嗎？但是這個邏輯卻堂堂正正載于南宋判案精選集《名公書判清明集》，宣揚這個邏輯的法官是南宋名臣胡穎。胡穎跟包公一樣是個清官，學(xué)問很大、威望很高、政績很多，觀念很封建、邏輯很混蛋。
《名公書判清明集》中還有一個案例：某舉人與鄰居家的童養(yǎng)媳通奸，致其懷孕，鄰家告上衙門，卻遭到舉人同胞兄弟的毆打。您猜法官是怎么判的？那個與人通奸的舉人本應(yīng)判處徒刑，但他是舉人，所以免予刑罰，派衙役扭送到府學(xué)，讓校長打他20荊條，警告他不要再犯。舉人的弟弟毆打原告，本應(yīng)判處杖刑，但他是替哥哥出頭，“以愛兄之道”，無罪釋放。舉人犯罪就能免除刑罰，為兄長出頭就能隨便打人，北宋法典《宋刑統(tǒng)》沒有這樣寫，南宋法典《慶元條法事類》也沒有這樣寫，堂堂父母官怎么能不尊重法律條文呢？怎能按照自己的混蛋邏輯胡亂判決呢？
事實上，宋朝官員并不認為這樣的判決是徇私枉法，因為他們都是儒家門徒。在儒家門徒特別是理學(xué)門徒的心目中，上下尊卑比社會公正更重要，封建禮教比法律條文更重要。用南宋理學(xué)名臣真德秀的話說：“吾輩聽訟，當以正名分、厚風(fēng)俗為主。”父子之間的名分可以超越法律，家丑不可外揚的禮俗可以掩蓋事實，法官判案不需要遵循法典，遵循《論語》和程朱著作就可以了。
包公包庇章惇之時，肯定不認為自己是在徇私枉法，他依然正氣凜然，依然鐵面無私，因為他維護了另一套正義——儒家的正義。好多學(xué)者都說包公是法家，但是從“章惇通奸案”來看，包公身上散發(fā)出了濃濃的儒家氣味兒。 （未完待續(xù)）
(作者：李開周 責(zé)任編輯：笑宇) 【回到頂部】 【返回上頁】 【關(guān)閉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