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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點的代表性人物自然是商丘人莊子了。這個夢蝶忘我，鼓盆葬妻的河南人，現(xiàn)實中活得非常寒磣，甚至有些萎縮。人瘦得“槁項黃馘”，住在“窮閭陋巷”，靠釣魚、打草鞋維持生活。但他的精神世界，卻豐富得一蹋糊涂，瀟灑得有天沒地。那洋洋灑灑的一本《莊子》，文筆優(yōu)美詼諧，想象恣意汪洋，自古以來就是文人學(xué)士必讀之書。它不但涉及哲學(xué)、人倫、政治，而且談?wù)撁缹W(xué)、藝術(shù)、語言、生物、養(yǎng)生等方面。聞一多和郭沫若都認為中國的藝術(shù)導(dǎo)源于莊子，一部中國文學(xué)史幾乎都是在它的影響下產(chǎn)生了。

　　眾所周知，莊子的文章真得稱得上天馬行空，他自由自在地在各種時空、概念里逍遙穿行，讀起來非常快感。而莊子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喜歡編故事挪揄挖苦人。這一點的技巧，他用起來得心應(yīng)手，非常高明。如果莊子活到今世，面對世人對河南的群起攻擊，我想他一個人對付，已經(jīng)綽綽有余了。而莊子文章語言的精妙，也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他創(chuàng)造了許多新詞和譬喻，至今還為世人所喜愛，所引用。

　　莊子對后世文人的影響，是巨大的，對家鄉(xiāng)的文人，自然也不例外。唐時有一位很有名的河南詩人李賀，其詩作多以想象詭奇取勝，構(gòu)思奇巧，文筆絕美，似有神助，時人稱為鬼才。而晚唐詩人李商隱(今河南沁陽縣人)，善用比興，色彩瑰麗，精于用典，形成了縝密婉麗、旨趣深微的藝術(shù)風(fēng)格。其“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春心莫共花爭發(fā)，一寸相思一寸灰!”都是美得不得了的千古名句。

　　再到宋朝，開封又出了一個史達祖，善于詠物，刻劃精工，形神兼?zhèn)�。�?ldquo;驚粉重，蝶宿西園，喜泥潤，燕歸南浦”，又如“看足柳昏花暝，應(yīng)自棲香正穩(wěn)，便忘了，天涯芳信”再如“愁與西風(fēng)有約，年年同赴清秋”，這些文字多么生動，簡直有呼之欲出之感。大詞人姜夔對此就佩服得很，稱其詞“奇秀清逸，有李長吉之韻。蓋能融情景于一家，會句意于兩得。”

　　河南人能寫出精妙文字的大家名作真是舉不勝舉。如劉方平的《月夜》里的“蟲聲新透綠窗紗”，如宋祁《玉樓春》里的“紅杏枝頭春意鬧”，都是多么漂亮可愛的句子。

　　自然，要寫出漂亮的詩作，需要靈感，需要才氣，但若兩者都缺些，也不要緊，只要肯吃些苦，還是會有收獲的。在這方面，河南范陽人賈島便是我們學(xué)習(xí)的榜樣。看看人家是如何苦吟的，“吟哦一個字，捻斷數(shù)莖須”，困難的時候，甚至要有“十年磨一劍”的決心和毅力�？嘈娜�，天不負，這般肯下功夫，自然也能寫得“松下問童子，言師采藥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處。”的千古名篇來。而“推敲”的典故，也緣于這位愛學(xué)習(xí)，肯琢磨的老先生。據(jù)說有一天，賈島正在驢背上苦苦思索詩句“僧敲月下門”中是用敲還是推字，竟不小心撞了一個大官的駕。兵士揪著老頭到這個大官前問罪，問明原因，大官哈哈大笑，為其嚴謹?shù)那髮W(xué)精神所感動，并邀請其回府，一起研究。這個大官就是河南孟縣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韓愈。

　　如今的河南文人，或是繼承發(fā)揚了老祖宗“悲天憫人”的救世情懷，為百姓，為道義，為故土，文筆樸實得要命，傳達的思索又厚重得叫人想哭�；蚴抢^續(xù)著那奇巧精致的唐宋遺風(fēng)，文章或求俏意求險韻，透露出古怪的精靈，或是求細膩求生動，飄逸著精美的褶皺。但無論如何，據(jù)我了解，他們都非常認真，是文字道路上創(chuàng)作態(tài)度最嚴謹，最執(zhí)著的一批文化人。每次讀起他們的文章，或是想起他們的為人，都不禁有些暖暖的感動。

　　3

　　河南除了這些星光燦爛的人文大家以外，還有幾座引以為豪的城市。從某種意義上講，河南的文明，也正是承載在這幾個城市文明的基礎(chǔ)之上。如安陽的渾樸，洛陽的秀致，開封的細膩等。然而，這幾個動輒千年歷史的文化古城，卻很難找到些留存的歷史坐標來。唯能衡量的，也許只有掘地三尺，發(fā)掘那些古墓遺址了。于是，千年文明的傳承，就這樣不尷不尬地散亂在那一堆堆的廢墟之上。拂去千年的塵土，參照先人的筆記，在艱澀難懂的甲骨文里，在銹跡斑斑地青銅鼎上，在殘壁斷垣的遺址里，在那碎片破皿的青瓷上，我們努力拚湊著這塊土地上曾經(jīng)閃亮的文明之光。殷墟、商都，魏晉城郭，宋時官窯，多少輝煌與文明，多少血淚與恥辱，都因頻繁的戰(zhàn)火，黃河的泛濫，統(tǒng)統(tǒng)掩埋在厚厚的泥沙里，消失在寥寥的時空中。

　　關(guān)于安陽，最有名的便是發(fā)現(xiàn)甲骨文的殷墟了。這座有著三千多年歷史的古城，因為曾是商朝后期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中心，也曾有過稀世的繁華。從那里挖出的青銅寶器，無論形制，還是工藝，都不難推測出。只是那個時代離我們太久遠了，除了臆想的驕傲，除了斑駁的文物，我們好象無法獲取更多的東西。

　　但大氣的人文遺風(fēng)猶存。在安陽老城區(qū)內(nèi)有一條“仁義巷”，那里曾是明朝宰相郭樸的祖宅所在地。據(jù)說當年郭家鄰居建房造屋擠占了郭家一墻之地，郭家人氣不過便和那家論理，一來二去鬧得不可開交直至上了公堂。地方官畏懼雙方都是官宦之家不敢審理，于是兩家繼續(xù)爭執(zhí)。郭家情急之下派人到京城將此事回稟郭樸，郭樸即刻回書一封。但當郭家人滿懷希望地打開書信時，不想上面竟然是這樣幾行詩句：“千里捎書只為墻，讓他三尺又何妨？萬里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

　　有了這條巷的安陽，才使得冷冰冰的文物與現(xiàn)實的人文對接，才使得它有足夠的信心安詳面對這個世界的變化榮辱。

　　洛陽大概是河南最引以自豪的城市了。東周、魏、晉、后唐等先后在此建都，號稱九朝古都。而我以為，那些在此建都多是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如魏、晉、唐等，或茍延殘喘的弱勢王朝，如東周。這種尷尬的現(xiàn)實也正是洛陽城為什么無法大氣起來的緣故，而更不幸的是，這種小朝廷必要在大一統(tǒng)的歷史整合中一次又一次被消滅，被蹂躪，而首當其沖的自然是作為首都的洛陽了。毫不夸張地說，中國諸多的歷史名城里，洛陽是最具悲劇性的城市。洛陽城的歷史，也正是一部反反復(fù)復(fù)被毀滅，悲恨相續(xù)的血淚史。對此古人嘆云：“欲知天下興亡事，請君且看洛陽城”。

　　在金戈鐵馬的嘶殺中，歷史無法留存，文化不能延續(xù)。特別是宋以后，隨著經(jīng)濟文化的南移，以及黃河的突然改道和肆意泛濫，洛陽永遠失去再度雄起的機會。曾有的輝煌，便永遠沉封在歷史的記憶之中。如今的洛陽，已經(jīng)很難找到昔日繁華的痕跡。我們能提的，除了那一園獨開獨敗的牡丹，除了那郊外孤零零的白馬寺，除了那痕跡模糊的龍門石窟，已經(jīng)沒有任何可以提及的文明見證。

　　在我看來，洛陽最輝煌的時刻應(yīng)該是漢唐之際，做為最重要陪都時的那段好時光。畢竟，那時她侍奉的是一個完整而強大的王朝，她也有時間打扮自己，保養(yǎng)自己。當年，她可能是中國最漂亮，最壯觀的城市之一。豪富人家競相傳抄《三都賦》,搞得一時“洛陽紙貴”，那是魏晉的洛陽，“畫閣朱樓盡相望，紅桃綠柳垂檐向”，這是盛唐的洛陽。“年年花開帝王家”的花城洛陽，如今也只能從陰冷古籍里尋找，在一簾幽夢里重現(xiàn)。

　　開封比洛陽幸運，就在于她雖然也侍奉過一些類似的小王朝，但畢竟在近150年的時間曾專心侍奉過一個當時世界上文化與經(jīng)濟最發(fā)達的北宋王朝。看過《清明上河圖》的，都無不為那個輝煌而繁華的帝都所驚服。而圖上所展現(xiàn)的，才是帝都小小的一角罷了。

　　當年的汴京，有外城內(nèi)城。外城方十三里，內(nèi)城七里，城周有城門十二座。城外有護城河圍繞，河寬百尺，河的兩岸種有榆樹楊柳，朱門白墻掩映于樹木的翠綠之間。有四條河自城中流過，大都是自西而東，其中最大者為洋河，從安徽河南大平原而來的食糧，全在此河上運輸。河上的水門夜間關(guān)閉。城內(nèi)大街通行，每隔百碼，設(shè)有警衛(wèi)。自城中流過的河道上，架有雕刻的油漆木橋相通。街上行人熙來攘往，官家的馬車，牛車，轎子在街上川流不息。坐著女人的牛車上，簾子都放了下來。在皇城有個特點，就是必須戴帽子，即使低賤如算命看相的，也要打扮得像個讀書人。想想看，若那《清明上河圖》的繁華再現(xiàn)，那是一幅多么美妙的畫面。

　　如今的開封城，除了那幢突兀的鐵塔，已經(jīng)找不到一丁點宋時的痕跡。那中州盛日，“鋪翠冠兒，撚金雪柳”的絕世繁華，已經(jīng)一去不復(fù)返了。那運河里的林立帆船，大相國寺前的技藝雜耍。也都成了遙遠時空模糊的印象。

　　不過，時至今日，作為一個內(nèi)陸城市，開封城里的那幾泊湖水，還是非常漂亮，非常好看。而城內(nèi)四處懸掛的詩書字畫，栩栩如生的汴繡，濃郁的美食文化，明示著一脈相承的中原文化，依然靠著強大的文明慣性及堅韌的生命力，延續(xù)下來。

　　提到河南，提到城市，若不提省會鄭州，自然有些過不去。但作為一個城市，許多河南人并不喜歡鄭州，覺得沒底蘊，沒特色，只是粗笨地矗立在中原大地上，毫無大家風(fēng)范。鄭州的存在，好象只是一個交通樞紐的意義罷了。它好象還遠遠不夠成熟，不能承擔(dān)起政治、經(jīng)濟，特別是文化的重擔(dān)來。

　　至此，我們發(fā)現(xiàn)了一個尷尬的事實，那就是人口大省，中原大省的河南，卻找不到一個相匹配的精神坐標來對稱，找不出一個相匹配的現(xiàn)代城市來代表。具體來說，鄭州是一個沒有靈魂的城市，而開封是唯有靈魂的城市，談及洛陽，則是除了歷史什么都沒有。

　　失去精神導(dǎo)向及文明凝聚力的河南，愈發(fā)呈一盤散沙。而河南的尷尬還不僅僅如此。最難堪的莫過于，在積有如此豐厚人文精神的土地上，河南人卻無法形成一種群體向上的積極人格。散亂一地的，屈牙突嘴的，只是些小農(nóng)文明殘留的固疾。失去人文導(dǎo)向與精神坐標的河南人，只好有些無奈，有些不甘的灰頭土臉地生活著，隱忍著。

　　4

　　在河南地域文化的長河里，人文精神的匯聚、碰撞與整合，有時也不免會有些偏差，出些尷尬。

　　最早的尷尬，來自愚公。豫西北與山西交界處，有王屋山一座，相傳，愚公移山的故事，就發(fā)生在這里。對于愚公的那種鍥而不舍的精神，毛澤東同志當年給予極高的肯定與評價。而愚公當年移山的心愿，是建立在自己香火不斷的前提之上，即子子孫孫，無窮匱焉。

　　五六十年代，也許緣于他老人家對這個故事的情有獨鐘，才提出“人多力量大”的重要指示吧。那時，大家覺悟都很高，于是，指示被積極地貫徹，而且大家都很自豪能超指標完成任務(wù)。據(jù)我翻閱的資料來看，建國以來，幾乎全國省市人口都翻了一番多，增長最少是山西，只長了近三分之一，而人口增長速度最快，也是最多的省份便是河南省。官方統(tǒng)計表明，1949年，河南省共計人口4174萬，而到了1996年，竟達9172萬之多，翻了近2.3倍，是人口最超常的省份。

　　作為愚公后代的河南人，大概對于人口數(shù)量有著樸素的迷信情緒。人多好辦事嘛，領(lǐng)袖就這么說的。這話好象也沒說錯，五六十年代，馳名中外的紅旗渠，就是河南人開挖的嘛。據(jù)說，那是世界上最長的人工水渠。沒有那么多人，能辦成這樣的大事嗎？

　　而另一個尷尬便是戰(zhàn)國時期衛(wèi)國大商人呂不韋了。他是淮陽人，在他那個時代，他絕對是個成功的商人。即無俠客的利劍，又無游士的巧嘴，若與當時的權(quán)貴結(jié)交，鼓囊囊的錢袋，大概是唯一，也是最見效的“資本”了。呂老板最大的一筆買賣就是把私生子送進秦宮當了太子，即后來那個統(tǒng)一中國的秦始皇。

　　他絕對是個有戰(zhàn)略眼光的野心家。能把一番投機事業(yè)做得如此象模象樣，轟轟烈烈，心機、城府絕非常人可比。他是商人，也做過秦國的相國，并令門人編撰過一本在文化史上很有名的典籍《呂氏春秋》，如果加上那個私生子，成就果真不一般。然而，從個體意義上講，他卻是很失敗的。他的種種行為，說到底只是一種權(quán)錢交易的投機行為，自然名不正言不順。大家也知道他最后死得莫名其妙，不清不白。不能善始善終，大概是所有投機家的宿命。

　　便是不計成敗，不論手段，單論他歷史地位，也有些不尷不尬。在史家眼里，興趣也多集中在他的冒險傳奇和投機才華；便是涉及那本《呂氏春秋》，也是刻意描述他“一字千金”的策劃天才和驕奢賣弄。雖他曾身為秦相國，可在史書中也是輕輕一筆帶過，肯定的只是他的商業(yè)才干。在百姓眼里，更多是好奇他與贏正母后不清不白的關(guān)系，以及驚嘆他一生的冒險奇跡和不可思議的投資眼光。

　　這位可憐的河南人，作商人，沒有他同鄉(xiāng)前輩范蠡成功和地道，自然受不起那份敬重。作政治家，也純粹只是權(quán)錢交易的產(chǎn)物，是投機成功后搶到的一件犒賞品（自己犒勞自己，安慰自己）罷了，自然失去了應(yīng)有的厚重。而作文學(xué)家，這就更無從談及，至多只是掛個虛名而已。于是。這位呂老板，就那樣輕飄飄地夾在史冊里，風(fēng)雨了一世，尷尬了千年。

　　呂不韋雖然尷尬，但不影響他的名氣。有他這樣的好導(dǎo)師以及好案例，自他而下，從來不缺效法他的投機者和野心家。中國的政治場上，也就平添了幾份烏煙瘴氣，多增了些荒唐鬧劇；而中國的商人，也被刺激得不愿好好做生意，而或你情我愿，或半推半就，向“官商合作”暗使秋波，或干脆投懷送抱，也是忙得不亦樂乎，搞得亂七八糟。從經(jīng)濟理論上講，呂不韋的最大貢獻就是驗證了投機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也大概因為他，中國傳統(tǒng)社會里才開始有了“無商不奸”的行業(yè)歧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