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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神宗在歷史上以昏庸著稱。他在位48年當(dāng)中竟有約20年不理朝政，大臣要求召見面奏國事，也很少得到允許，奏疏往往“留中”不予批示，整個朝政陷入半癱瘓狀態(tài)。然而，他對金銀珠寶卻是貪婪無厭，派出大批宦官和錦衣衛(wèi)官校前往各地“開礦”、“征稅”，倚仗至高無上的皇權(quán)恣意掠奪民間財產(chǎn)。其后的明熹宗(1621--1627年在位)自己不理政事，信用太監(jiān)魏忠賢，致使宦官勢力大增。再加全國范圍的水旱蝗災(zāi)接連不斷，土地兼并愈演愈烈，階級矛盾日益激化，大批農(nóng)民破產(chǎn)流亡。1627年朱由檢繼位，是為崇禎皇帝，他倒想重振朝綱，遂任用正直之士，鏟除了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勢力。但是，此時的天下，人心思亂，明朝已呈土崩之勢。

 

　　1627年陜北白水縣農(nóng)民首先舉義，從而揭開了明末農(nóng)民大起義的序幕。接著，府谷、漢南等地群眾起而響應(yīng)，安塞縣的高迎祥、米脂縣的李自成等也都相繼舉起義旗，起義的浪濤迅速波及到整個陜北高原。各地起義軍經(jīng)過幾年的分散斗爭，逐漸認識到必須團結(jié)一致，集中力量，遂共推高迎祥為首領(lǐng)，統(tǒng)一指揮起義軍。這樣，起義軍勢力不斷擴大。由于明朝不斷派兵圍剿，義軍遂突破陜西，進入河南。崇禎六年(1633年)，高迎祥的起義軍攻破澠池、宜陽，到達洛陽外圍。由于洛陽城堅池深，起義軍繞洛陽城東去。

 

　　崇禎八年(1635年)，各地起義軍十三家、七十二營的滎陽大會，接受了高迎祥部下李自成提出的“聯(lián)合作戰(zhàn)，分兵迎擊”敵人的正確策略，使義軍由各地流動作戰(zhàn)，走向聯(lián)合作戰(zhàn)的道路。會后，起義軍分兵五路，迎擊官軍。主力由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率領(lǐng)，迅速東進，人安徽，占鳳陽，毀皇陵、焚興龍寺，引起明王朝極度恐慌。至此，黃河、長江間的廣大地區(qū)，都成為農(nóng)民軍活動的勢力范圍。

 

　　祟禎九年(1636年)，高迎祥、李自成攻占伊陽(今汝陽)、嵩縣。接著，又轉(zhuǎn)戰(zhàn)靈寶，占領(lǐng)陜州、澠池、新安，圍困洛陽。由于明廷令左良玉、祖寬二軍急赴洛陽增援，農(nóng)民軍遂退兵進入陜西。同年，高迎祥在陜西不幸陷敵犧牲，李自成被義軍推舉為闖王，繼續(xù)在陜川邊境堅持斗爭。明王朝令大劊子手楊嗣昌為兵部尚書，統(tǒng)領(lǐng)明軍鎮(zhèn)壓起義軍。楊制定了嚴(yán)密的“四正六隅十面網(wǎng)”的軍事圍剿計劃。即以陜西、河南、湖廣、江北起義軍主要活動地區(qū)為“四正”，派四巡撫“分剿而專防”；以延綏、山西、山東、江西、江南、四川為“六隅”，派六巡撫“分防而協(xié)剿”；四正六隅合成“十面網(wǎng)”，從四面八方向農(nóng)民軍合圍進剿。此計劃的確給起義軍帶來了較大威脅，也使義軍損失較重。祟禎十一年(1638年)，李自成帶少數(shù)殘兵突出重圍，進入商雒山中，一方面避敵銳氣，一方面積極休整，積

蓄力量。

 

　　1640年，李自成起義軍在魚腹山中渡過了困難時期，在全國反明起義重新走向高潮的形勢下，率軍挺進河南。

 

　　此時的河南人民正陷入水深火熱之中。一方面是明朝統(tǒng)治者，特別是福王朱常洵的嚴(yán)重搜刮，另一方面又遭受了最為嚴(yán)重的自然災(zāi)害。河南人民急切盼望著農(nóng)民起義軍的到來。

 

　　朱常洵是明神宗朱翊鈞第三子，是神宗特別寵愛的鄭貴妃所生。神宗在鄭貴妃的慫恿下，欲立常洵為儲君，這引起了眾多朝臣的反對，因為封建繼承是有長幼之序的。萬歷二十九年(1601年)，神宗在眾臣議論的壓力下，不得不立長于朱常洛為太子，同時，封朱常洵為福王，封地為河南。但福王受封后并未就藩，仍住在宮中。福王結(jié)婚的費用竟高達三十萬兩白銀，營建洛陽的福王邸府(今洛陽青年宮一帶)，又花費白銀二十八萬兩，超過常規(guī)費用的十倍。這引起朝廷內(nèi)外一片嘩然。大臣們又掀起了力勸皇上遣福王就藩的高潮。神宗無奈，只好讓福王于萬歷四十二年(1614年)三月就藩洛陽，福王臨行出官門，又被“召還數(shù)四，期以三歲一入朝”。為了安慰愛子，神宗又下詔賜福王莊田四萬頃。朝廷重臣認為超過常例太多，神宗不許。后朱常洵本人也覺得有點太過分，上疏奏辭，才減為二萬頃。為劃定這二萬頃莊田，把中州的沃土肥田占凈仍不足額，無奈又到山東、湖北、湖南、廣東圈定了一部分。另外“帝所遣稅使、礦使遍天下，月有進奉。明珠異寶，文毳錦綺山積，他搜刮贏羨億萬計，至是多以資常洵。”((明史·朱常洵傳))而朱常洵仍嫌不足，又上奏神宗，要求把原來抄沒宰相張居正的財產(chǎn)，以及江都至太平沿江荻洲雜稅并四川榷茶、鹽井收入全賞給自己，又請淮鹽引千三百，設(shè)店洛陽，壟斷洛陽鹽市。天下皆知“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陽富于大內(nèi)。”((明史·朱常洵傳))

 

　　不僅僅是福王，其他像周王、鄭王、崇王、唐王、潞王等都封在河南就藩，他們的田莊遍及各地。當(dāng)時僅十五家貴族就占去河南一半以上的土地。嚴(yán)重的土地兼并，使得農(nóng)民大量破產(chǎn)流亡。而明政府為了解決財政危機，還要拼命加派賦稅，名目之多，不勝枚舉，數(shù)量之大，無法計算。河南人民無以生計，廣大農(nóng)村呈現(xiàn)出“村落丘墟，人煙斷絕”的凄慘景象。就是繁華一時的洛陽附近，也是一片荒涼，十室九空。

 

　　崇禎十三年(1640年)，“河南大旱蝗，人相食”。洛陽地區(qū)五谷不收，貧苦之人把樹皮、草根食盡后，就吃干牛羊皮、雁屎等。洛陽周圍死人相棄于道，無人埋葬。而福王“不憂念宗人百姓”，還依仗權(quán)勢，加緊對人民進行搜刮，自己“閉閣飲醇酒，所好惟婦女倡樂”，過著荒淫無恥的糜爛生活。人民再也無法忍受下去了，紛紛揭竿而起，聚眾造反，并日夜盼著李白成農(nóng)民軍的到來。

 

　　就是在此情況下，1640年秋，“自成……以五十騎突圍走，由鄖、均向伊、洛，河南饑民相率歸之，復(fù)大振”，使起義隊伍迅速壯大。李自成還根據(jù)河南的實際情況，適時地提出了“除暴恤民”，“均田免糧”、“平買平賣”、“開倉濟貧”等口號。他還特別強調(diào)部隊的紀(jì)律，提出“殺一人如殺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這一系列政策，深受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愛戴。

 

　　李自成農(nóng)民軍進入河南西部后，在廣大人民的支持下，迅速東進，1640年十二月中旬，大軍抵宜陽城下，并連續(xù)攻城，拿下宜陽縣城。接著，又橫掃豫西，連連攻占盧氏、陜州、靈寶、澠池、新安、偃師、密縣、寶豐等地，使洛陽成為一座孤城。

 

　　面對李自成農(nóng)民軍在豫西的迅猛發(fā)展，洛陽城內(nèi)的福王和大小官員恐慌不安。為了保命，他們急忙請求明政府火速派兵增援。明祟禎皇帝大為震驚，遂于祟禎十四年(1641年)元月急命“參政王胤昌帥眾警備，總兵王紹禹、別將劉見義、靈泰各引兵至”洛陽，又糾集了一些地主武裝，加強對洛陽的防守，并開挖護城河，修筑城垣，企圖進行頑抗。

 

　　李自成率兵到洛陽城下，將洛陽團團包圍起來。朱常洵感到大勢不妙，急忙“召三將人，賜宴加禮，精醪犒軍”，企圖以此騙取明軍為他賣命，來保全自己的性命，但福王并不相信守城明軍，拒絕三將人城。后來不得不將王紹禹放人城里，但仍將劉、羅之軍拒之洛陽城東關(guān)之外，讓其抵抗起義軍。這些兵將早就對福王恨之入骨，他們不滿地說：王府里藏著金銀百萬，卻叫我們餓著肚子和農(nóng)民軍作戰(zhàn)，誰愿白白地去為他送死。于是全軍騷動，整個洛陽城處于一片混亂之中。

 

　　正月十七日，李自成命農(nóng)民軍全面攻城，守衛(wèi)在東城門外的敵軍將領(lǐng)劉見義、羅泰等自知無力抵御，遂決定發(fā)動兵變。十八日夜，他們放火燒掉土門，率部眾繞道向西而去，到達七里河投降了農(nóng)民軍。李自成命劉、羅率部反擊明軍，回頭進攻洛陽城。十九日，起義軍兵分四路，從東、西、南、北四門同時發(fā)動攻勢。經(jīng)過一晝夜激戰(zhàn)，雖未能攻進城內(nèi)，但摸清了城內(nèi)敵軍兵力的布署情況。東門守備較強，北門兵力較弱。于是，李自成當(dāng)機立斷，改變戰(zhàn)略布置，下令收縮兵員，集中主力，進攻北門。當(dāng)時守在北門的是總兵王紹禹。他平時肆虐殘暴，克扣軍餉，部下怨聲載道。這天半夜，守城明軍發(fā)動兵變，殺部分守堞士兵，放火燒了城樓，于城上倒戈，大開洛陽北城門，起義軍蜂擁而入，迅速攻占了福王府及各城門，占領(lǐng)了洛陽城。義軍打開福王府和官府的倉庫和地窯，取得糧食數(shù)萬石、金銀數(shù)十萬及各種財寶無數(shù)。除留下一少部分作為義軍糧餉外，其余全部分給貧窮百姓，并放火燒毀福王府，大火三日不絕。

 

　　起義軍攻克洛陽，福王朱常洵和他兒子朱由崧化裝縋城而出，隱藏在城東郊的迎恩寺(今洛一高)里。后來朱由崧潛逃，而常洵因體態(tài)特肥，無力逃跑，被義軍搜捕歸案。次日，在城西周公廟廣場，李自成親自主持群眾大會，宣布了朱常洵“剝削窮人，視其凍餒”等累累罪狀，并當(dāng)眾處死了這個罪大惡極的明朝藩王及明朝前兵部尚書呂維棋、河南知府亢孟檜等反動官僚。喜訊傳開，聞訊而從幾十里、幾百里外趕來的窮苦百姓，紛紛要求參加起義軍。史載：“遠近饑民，荷旗而往應(yīng)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絕，一呼百萬，而其勢燎原不可撲。”(《豫變紀(jì)略》)    李自成攻克洛陽之戰(zhàn)，是明末農(nóng)民戰(zhàn)爭中的一個轉(zhuǎn)折點。史稱“洛陽新破，所在震驚”，“中原一塊土地，朝不保夕”，“自是而后，所過無堅城，所遇無勁敵，諸將皆望風(fēng)走。”崇禎皇帝聽到洛陽失守，叔叔福王朱常洵被殺的消息后，氣急敗壞，下令將總兵王紹禹立即處死，將河南巡撫李仙鳳逮捕治罪。兵部尚書楊嗣昌也嚇得被迫自殺。農(nóng)民軍攻克洛陽，鼓舞了士氣，壯大了隊伍，扭轉(zhuǎn)整個戰(zhàn)局，從此以后，農(nóng)民軍開始由被動變?yōu)橹鲃�，由劣勢變�(yōu)閮?yōu)勢，由此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崇禎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率兵攻克京城北京，明朝徹底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