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位于洛陽市偃師區(qū)的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厥土生民”展廳，形狀各異的陶器占滿了足有兩面墻空間的巨大展柜，讓人目不暇接。這些距今3800多年的器物，是夏代先民創(chuàng)造力的體現(xiàn)，更藏著他們日常生活的“煙火氣”。
陶器種類繁多 功能齊全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陶器種類繁多，大體可分為酒器、食器、炊器、貯盛器、汲水器、食品加工器和雜器等。
具體來看，炊器古樸粗獷，主要有鼎、深腹罐、圓腹罐、甑等，以繩紋、籃紋為主要紋飾，紋理布滿整個器物；食器精致實用，有豆、三足盤、簋、平底盤、圈足盤等；酒器神秘莊嚴，有觚、爵、盉、鬶、杯、壺等，器表磨光，常裝飾弦紋和凸棱紋；貯盛器凝重實用，有大口尊、小口尊、小口甕、大口罐、深腹盆等。
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內的陶器 （洛陽晚報資料圖片）
炊器中造型比較獨特的要數陶甑，它也被稱作“蒸鍋的雛形”。在陶甑底部，一般都會有幾個小孔，考古人員研究推測，它的作用相當于蒸鍋中的箅子，把陶甑置于裝水的深腹罐中就可以蒸煮食物了。
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袁廣闊認為，二里頭文化富有特色的陶器群，在器類、造型與印紋裝飾上皆具有突出的時代風貌，是窺探夏代社會秩序、生活百態(tài)和宗教信仰的重要介質。
與酒有關的器物 呈現(xiàn)禮儀化趨勢
與炊器相比，酒器的制作更為精致。例如，陶盉頂部利用流、口和泥釘，做成獸面的樣子，頗具藝術性；陶爵一般胎薄體輕，流、尾修長，器壁經反復刮削，腹部刻劃紋飾。
近年，考古專家通過對二里頭遺址中出土的16件陶器樣品進行殘留物檢測，找到了與釀酒飲酒相關的直接證據。他們在16件標本上發(fā)現(xiàn)了700多顆淀粉粒、植硅體，與釀酒相關的真菌、26個酵母細胞等遺跡。綜合分析后，專家推測，大口尊用于半固態(tài)發(fā)酵釀酒，口徑較小的尊用于儲酒，鬶、盉用于溫酒和備酒，爵用于飲酒。這表明，酒的生產和消費過程有了專門化的現(xiàn)象，宴飲過程也具有更加精細化、禮儀化的趨勢。
“這類器物一般出土在宮殿區(qū)及靠近宮殿區(qū)的貴族埋葬區(qū)，簡單來說，即酒器只有貴族才能使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隊長趙海濤介紹，說明飲酒這種活動有排他性，這也是二里頭王權誕生的一個重要特征。
制陶技術高超 器物輻射范圍廣
考古研究發(fā)現(xiàn)，二里頭先民已開始使用高嶺土燒制陶器，比起普通陶土，其燒制溫度已經提高到1000℃以上，據此推測，當時二里頭先民已經掌握了高超的制陶技術。
3800多年前的陶器，體現(xiàn)了夏代先民創(chuàng)造力。 （洛陽晚報資料圖片）
近年，考古人員在二里頭遺址北部發(fā)現(xiàn)了與陶器制作有關的遺跡和遺物。在一座較完整的陶窯內，殘存的底部火塘部分清晰可辨，火塘呈馬蹄狀，內壁為完全燒結的青灰色，燒結處最厚達5厘米。在陶窯附近，考古人員還發(fā)現(xiàn)了較多紅燒土和灰燒土塊等廢棄堆積，并發(fā)現(xiàn)多塊尚未燒制的深腹罐泥坯殘片。“這些均屬二里頭遺址首次發(fā)現(xiàn)。”趙海濤說，陶器是當時生產量、使用量最大的手工業(yè)制品，制陶業(yè)是都邑內重要的手工業(yè)門類。制陶遺存的發(fā)現(xiàn)，為探索二里頭都城制陶作坊分布情況，以及制陶手工業(yè)的操作工藝和流程等提供了重要資料。
隨著文明發(fā)展向前推進，二里頭文化的陶禮器也輻射到了更廣的區(qū)域。四川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陶盉，和二里頭遺址出土的幾乎一模一樣，專家認為其就是從中原地區(qū)傳播而來的。此外，在安徽、湖北等地的遺址中，也發(fā)現(xiàn)了二里頭文化類型的陶禮器，如觚、爵、鬶、盉等。
“從時間上來看，二里頭的主要陶器類型一直流傳到二里岡、殷墟時期，形制基本是一脈相承的。”趙海濤說，二里頭為后來的商周文明奠定了最主要、最直接的基礎，并且和商周文明一起創(chuàng)立了華夏禮樂文明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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