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太行山東麓的河南安陽小屯村一帶，是殷墟遺址所在地。3300多年前商王朝在此建都，隨著商王朝的滅亡，商都逐漸荒廢，變成廢墟被淹沒地下，史稱殷墟。
殷墟西行20余公里，即見山巒起伏，從山麓前伸出的低丘，猶如太行山伸出的雙臂，形成一個箕形盆地，殷墟正位于盆地的出口處，面向的是一望無垠的豫北平原。殷墟還依偎著一條川流不息的河流——洹河，這是中國北方的一條小型水系。
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文獻可考、為考古發(fā)掘所證實的商代晚期都城遺址，殷墟也是中國考古發(fā)掘時間最長、次數(shù)最多、面積最大的古代都城遺址。
立于洹河畔，環(huán)顧四周，人們看到的是一個輝煌壯闊的偉大文明。
在殷墟，繁盛的城市文明、完善的禮樂文明、舉世矚目的甲骨文字以及高度發(fā)展的手工業(yè)等，共同構筑了早期中國的出彩時代；在殷墟，燦爛精美的青銅器皿、琳瑯華貴的玉石雕刻、裝飾精美的馬車，是3300多年前殷商文明的生動詮釋。
走進殷墟博物館新館，迎面而立的高墻上鐫刻著“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九個大字，這句出自商朝開國國君湯盤銘上的箴言，向參觀者展示著一個民族自古而今的革新姿態(tài)。
湯，即成湯，是商朝的開國君主，銘是刻在器皿上警醒自己的箴言。“這句話是商湯刻在澡盆上的箴言，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舊更新，就要持之以恒，時刻提醒自己要及時反省和不斷革新。”安陽市文物局局長李曉陽說，古人澡身而浴德，這是一種革新的姿態(tài)。
“商朝是一個極具創(chuàng)新精神的王朝，正是因為殷商人不斷革新和兼容并蓄，使得殷墟達到了中華民族早期文明的輝煌階段。”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站副站長何毓靈說。
殷商人的創(chuàng)新進取、兼收并蓄也越來越多地被考古所證實。博物館內，大量殷墟出土的青銅器被集中展示，各類器物制作精致、裝飾精美，代表了中國青銅器時代鼎盛時期的水平。
在偉大的商文明展廳，一個四足兩耳的司母辛鼎格外引人注目。這是殷墟博物館館藏體型最大的一件青銅器，鼎的內壁一側刻有銘文“司母辛”，是商朝王后婦好的兒子為紀念她而鑄的鼎。
“殷商人在青銅器鑄造上繼承夏人技術，通過創(chuàng)新改進，發(fā)揚了塊范法，使得合模技術更加復雜，鑄造器型更加豐富多樣，所鑄銅器體型更加巨大。此外，在青銅器紋飾上，創(chuàng)造出夔龍紋、鳥紋等紋飾，并首創(chuàng)地紋、立體獸首、多層紋飾等表現(xiàn)方式，共同組成了紛繁華麗的銅器紋飾，形成了鼎盛時期的青銅文明。”殷墟博物館常務副館長趙清榮說。
在車馬遺跡專題展廳，23輛馬車依次排開，這是中國目前出土最早的馬車，穿越3000余年時光，可以一窺當年車轔轔馬蕭蕭的壯闊景象。
何毓靈介紹，根據(jù)甲骨文記載和現(xiàn)有考古發(fā)掘證明，殷商晚期馬車已廣泛用于交通、軍事和祭祀活動，商代晚期馬車的普及不可能是突然出現(xiàn)的，一定是經(jīng)過長期的技術積累。
“馬車是世界古文明重要的交通和運輸工具，商人學習了馬車制造技術，并因地制宜，發(fā)揮創(chuàng)新精神，將之發(fā)揚光大，用于出行、戰(zhàn)爭，極大地提高了生產力和軍隊戰(zhàn)斗力。”何毓靈說，殷墟出土的馬車已經(jīng)采用了很多青銅構件，構造精巧而復雜，充分顯示了當時的機械、青銅鑄造等技術。
“殷商人還創(chuàng)制了成熟的文字系統(tǒng)，并將之刻在甲骨上、鑄在銅器上、書寫在玉器上，傳承至今。”趙清榮說。在“子何人哉——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特展”中，眾多首次展出的甲骨文讓人們看到一位商朝小王子的生活日常。
從甲骨卜辭的記載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殷商人還可以對日食、月食及星象進行記錄，并形成了早期的天文觀、天象觀測和歷法編算，指導生活生產。
“正是這種源源不斷的創(chuàng)新力量，使得商朝最終發(fā)展成為邦畿千里的大邑商。”趙清榮說，殷商文化中的創(chuàng)新精神和豐富實踐，正是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革故鼎新、與時俱進、積極進取的精神源泉。
從“一片甲骨”到地下古城
2024年2月26日，殷墟博物館新館面向公眾開放。
新館展廳面積達2.2萬平方米，展出甲骨、青銅器、陶器、玉器等文物近4000件（套），數(shù)量之多與類型之豐富，居目前中國商代文物展覽之最，其中四分之三以上的文物為首次亮相。
作為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有文獻可考、為考古發(fā)掘和甲骨文所證實的商代晚期都城遺址，殷墟是管窺3000多年前商代文明的重要縮影。目前可以預見的是：再過4年，到2028年，在這座博物館內一定會舉辦一場規(guī)�？涨暗膶ｎ}展覽。
因為，那將是這片中國考古學“圣地”迎來百年紀念的節(jié)點。
中國考古，根在殷墟。
草蛇灰線伏脈千里至殷墟
河南安陽小屯村，是自明代起漸漸形成的一處居民點。最初只有幾戶人家，到了清末年間，也不過增長到數(shù)十戶。當?shù)剞r民耕地時，時不常就會在土里翻到刻有奇怪符號的龜甲或獸骨。其中一些龜甲或獸骨，就被當作藥材賣到中藥鋪。
1899年，19世紀的最后一年，幾片這樣的甲骨被清朝官員王懿榮偶然發(fā)現(xiàn)（他當時患有瘧疾去抓藥），他懷疑這些龜甲或獸骨上的刻畫符號是某種古老的文字。
但他沒能第一時間找到甲骨的出處。后來，由于販賣甲骨有暴利可圖，商人都刻意隱瞞了甲骨的出土地點。直到1908年，通過著名學者羅振玉的細心查訪，終于探知：甲骨出土于“濱洹之小屯”，也就是河南安陽小屯村。
從此，殷墟遺址第一次被中國學術界所知。
作為持續(xù)使用了兩百多年的商王朝后期都邑，安陽的地下埋藏著豐富的商遺存。殷墟的發(fā)掘，為20世紀初的中國歷史學積累了大量新材料，并由此引發(fā)了中國史學的深刻革命。
1928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成立考古組，揭開了殷墟發(fā)掘的序幕。
選擇殷墟作為首先發(fā)掘之地的人，正是史語所創(chuàng)始人、著名史學家傅斯年。那句至今被考古與歷史學界奉為金句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正是出自他之口。
傅斯年之所以青睞殷墟，除了因為這里一直陸續(xù)有文物出土之外，王國維在《殷商制度論》里的一句“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于殷、周之際”也令他對此處充滿興趣。
最早來到殷墟“實地考察”的著名學者是董作賓，他和前文提到的羅振玉并列“甲骨四堂”，是公認的甲骨文研究四位名家之一（羅振玉號雪堂、王國維號觀堂、郭沫若字鼎堂、董作賓字彥堂）。傅斯年之所以派董作賓去殷墟，除了他精通甲骨研究、擅長辨別甲骨真?zhèn)沃猓�有個原因是董作賓也是河南人，這可以令他更順暢地與當?shù)厝私涣鳌?br />
在村里盤桓不多久后，不少當?shù)厝吮阊暥鴣�，紛�?ldquo;獻寶”。董作賓用三枚銀元買到了一小袋零碎甲骨，隨后沿著洹河一路探尋后，又從土里發(fā)現(xiàn)了十多片殘損甲骨。他相信：未來在這里，一定還能發(fā)現(xiàn)更多文物。
1928年10月13日，中國文物考古史上首次獨立進行的對殷墟的科學發(fā)掘，正式拉開了序幕。
“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在次年加入了殷墟的發(fā)掘。和董作賓一心只想尋找甲骨不同，李濟主持的發(fā)掘工作，重視更加全面的文物遺存收集，并采用探坑法進行發(fā)掘。
他們的工作成績斐然：1929年10月，第三次發(fā)掘中就找到了著名的“大龜四版”和牛頭刻辭、鹿頭刻辭等；1931~1932年，確認了商代建筑基址的分布；1936年，滿滿一大坑甲骨的發(fā)現(xiàn)，令所有人欣喜欲狂，徹夜難眠……
中國田野考古學 在這里走向成熟
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的6個祭祀坑中，5號坑和6號坑都是被“整體打包”搬運到實驗室的。其中，6號坑木箱被打包好之后重達2噸多，通過一個腳手架用鉸鏈拉起，挪到考古艙外，放在鋼管墊起的木板下，一點點地把木箱推出去。
這算是三星堆發(fā)掘工作中最“費力”的一次搬運。
而在80多年前的河南安陽，1936年6月，殷墟的考古隊員們發(fā)現(xiàn)了一個編號為YH127的甲骨儲藏坑，“新獲龜甲之完整，誠自有甲骨文發(fā)現(xiàn)以來未嘗有也。且為數(shù)之多，殆無法估計……”
沒有人教他們該如何做，但他們很快就做出了最為正確也最為艱難的決定：將此坑甲骨整體打包，搬運到南京進行室內發(fā)掘。
他們把甲骨坑形成的灰土柱整體套裝在一個大木箱中，然后取出運走。這個套箱重達5噸，當時的安陽，既沒有汽車也沒有起重設備。
當?shù)厝私M織了64名青壯年男子，用木杠肩挑背扛，整整折騰了兩天，才把套箱運到了火車站，通過火車將其運至南京，安放在史語所的圖書館大廳。
如今的“實驗室考古”先河，就是從這一坑甲骨開啟的。而YH127也果然不負眾望，出土了龜甲1.7萬片，包括300片完整龜甲，最大的一片足有40厘米長。
這些龜甲記錄了商王武丁時期有關祭祀、田獵、農業(yè)、天文、軍事等內容，是殷墟歷次科學發(fā)掘以來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為甲骨文和殷商史研究提供了無比寶貴的材料。
1931年，考古學家梁思永（著名建筑學家梁思成的弟弟）也加入了殷墟發(fā)掘團隊。他在后崗遺址觀察到三層相疊的地層現(xiàn)象，提出了著名的“后崗三疊層”——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和小屯文化（即商文化）由下而上的三層堆積，為中國考古學作出了重大貢獻。
這一發(fā)現(xiàn)，標志著中國田野考古學在方法上達到了新的水平，是中國田野考古學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
婦好：殷商的“圖坦卡蒙”
1937年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后，殷墟考古工作也被迫停止，從此沉寂13年。直到1950年才重啟殷墟發(fā)掘。1961年，殷墟被列為中央政府公布的首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被發(fā)現(xiàn)得早，也就意味著被盜掘得早。自從甲骨的價值被認識到之后，哪怕是史語所的考古人員們已經(jīng)在殷墟開啟了工作之后，這片古老的商都土地上，仍有盜墓者猖獗地活動著。
南方科技大學講席教授唐際根曾在殷墟從事了20多年的考古工作，他根據(jù)自己多年閱讀各種圖錄和參觀海外博物館（包括一部分博物館庫房）的經(jīng)驗推測過：迄今流失在海外的殷墟文物總數(shù)，最保守地說也有5萬件。
目前殷墟經(jīng)考古發(fā)掘已出土16萬余片甲骨文，不可謂不多。但安陽當?shù)貜?9世紀末就已在陸續(xù)出土甲骨，并將之當作“龍骨”賣給藥鋪，而且藥材商收“龍骨”的時候往往還不要刻了字的，所以許多村民會把甲骨上的文字磨掉再賣，小塊零碎不好賣的，一般就直接扔掉。
因此，在考古學者的視線和保護之外，當年到底曾有多少珍貴的商代史料被研磨成粉，當做中藥吃進肚里，我們永遠都無從得知了。這種遺憾甚至還有個專用的說法，叫做“口吞商史”。
1976年，著名考古學家鄭振香率領的團隊發(fā)現(xiàn)了殷墟最重要的一座墓葬：婦好墓。
婦好是商王武丁的配偶，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內可治國、外可征戰(zhàn)的巾幗將軍。婦好墓出土隨葬品1928件，其中青銅器460余件，總重約1.6噸，玉器750余件，另有貝幣6800余枚。
如今，婦好成為殷商歷史上最出名的女性，這并非因為她本人在3000多年前就名震天下，而是因為她的墓是殷墟遺址自有后人發(fā)掘以來唯一未被盜掘過的墓葬，保存十分完好。
商王武丁有三個配偶：妣戊、妣辛和妣癸。戊、辛、癸是她們的廟號。那座著名的司母戊鼎，年代與武丁同時，說明母戊就是妣戊。而婦好墓里出的鼎叫司母辛鼎，證明婦好就是妣辛。
現(xiàn)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司母戊鼎，重達832公斤，而婦好的司母辛鼎，重約138公斤，不及司母戊鼎六分之一。這一差距也足可證明，那位廟號為戊的女子，地位遠在婦好之上。但妣戊的墓地因為早年被盜，除了這尊沉重無比的大鼎，幾乎沒什么別的文物再出土。試想一下，如果妣戊墓中的所有隨葬品也都完整保存下來，那么殷墟最“顯赫”的女性，無疑將是她司母戊鼎的主人。
從這個意義上講，婦好與埃及法老圖坦卡蒙頗有幾分相似——后者統(tǒng)治埃及的時間不長，也未留下名垂史冊的功績，但因為他的墓從未被盜過，才令“圖坦卡蒙的珍寶”成為驚艷世界的不朽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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